了一摇，“先生别怪我狠毒，饭菜里我下了毒药，一个时辰之后，毒性会发散，杀不死你，但会让你眼睛瞎掉，舌头烂掉，你这一辈子，别想再看到任何东西，说出任何话。”

　　葛理天惊讶地张大嘴巴，想呕却呕不出来：“保禄……”

　　“这是解药。”保禄将纸包攥在手中，“你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会救你。”

　　葛理天一脸苍白：“保禄，我瞒着你，是为你好。你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既然你发现了，我就告诉你，不错，那头麒麟正是我造的，刘稻子他们反清的事业，我也有参与——你早就知道了。”保禄道：“但我并不知道你图什么，你以前不肯说。”葛理天脸上痛苦万分：“我……我是为了报仇！”

　　葛理天生于法兰西京师大巴西里城，父亲是帽子商，母亲是著名的园艺师，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作为富裕家庭的幼子，他从小备受宠爱。从他记事起，就是最虔诚的教徒，每天对着耶稣像忏悔和祈祷。八岁时，他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西洋各国的语言、算学、地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研读《圣经》。十四岁时，他升入一所高等教会学校研修，同学中最要好的是两个佛郎机人，一个叫黄安多，一个叫谈方济，三人智力相当，性格也契合，整日形影不离，他们在教义、仪轨、教史等方面的造诣出类拔萃，是教会学校中最耀眼的年轻人。

　　临结业前，葛理天在学校的图书室中发现了一本书，是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撰写的关于中国地理文物的专著，书中所描述的中国之丰盛之美丽深深吸引了葛理天，他将这本书推荐给两位伙伴，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三人为此着了迷，把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籍都读遍了，共同立下志愿：要去遥远的中国做一名光荣的传教士。

　　葛理天道：“保禄，你不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大教区，在这里传教的权力归属于佛郎机王室，所有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不管哪国人，必须宣誓效忠佛郎机国王，来中国的船只，也只能由里斯本出发。他们两个都是佛郎机人，帮我打通了关系，所以我比其他传教士更为优先地申请到了传教的资格。”

　　然而教会自有安排，黄安多先被派去了中国，葛理天和谈方济只能在里斯本苦苦等待教会的任命，顺便跟随一个去过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两年后，他们两个才拿到任命书，坐上商船，历经种种艰险，来到澳门。

　　澳门有传教的总会，先安排二人在此学习了不少传教的技巧和中国南方的风俗，过了半年，才将二人分派出去：葛理天去蛮荒的云南南部开辟教堂，谈方济则去了江西，此时黄安多在南京，三人只能靠时断时续的通信保持联络。

　　在云南的高山密林中，葛理天吃尽苦头，终于感召了十来名百姓信奉天主，并建起一座教堂。这里是中华帝国的边疆地带，北京的禁教令根本传不到这种化外之地，传教的事业反而顺风顺水，短短五年，葛理天便在云南发展出一千多名信徒。澳门总会对葛理天的成绩大为赞赏，葛理天想念两位密友，安顿好云南的教务，便先去了谈方济所在的江西。

　　江西是大省，各级官员严守乾隆的禁教令，谈方济在这里传教举步维艰，加上水土不服，身体非常虚弱，葛理天便帮他秘密传教。他口才极佳，风度翩翩，对中国文化相当了解，在当地的百姓中很快有了名声，吸引了不少人信教，和官府也建立了交情。等谈方济身体大好了，两人便北上至苏州，看望黄安多。

　　那一年，是乾隆九年。

　　江南传教的形势更为严峻，从明朝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天主教最为普及的地区，乾隆的禁教令一下达，这里也成为最危险的地区。作为洋人，别说传教，连上街都要小心翼翼，三人只能见缝插针地布道，不敢有任何招摇的举动。虽然传教受阻，但三位至交密友在异国他乡重逢，实乃生平乐事，他们依稀又回到在大巴西里的求学时光，同榻而卧，同桌而食，亲密无间。

　　传教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乾隆十一年，福建福安县发生教案，五名神父遭到拘捕，其中白多禄神父乃德高望重的前辈，在狱中惨遭杀害——如果从唐朝贞观年间的阿罗本算起，天主教传入中国一千余年，这是第一次当朝杀害传教士。葛理天、谈方济、黄多安都极为紧张，在苏州静观其变。

　　福建教案后，乾隆下令全国严查传教士，葛理天三人躲在常熟的一个教民家中，不敢露头。然而灾祸还是不期而至，与福建的教案一样，也是被教民出卖。在这一带他们虽然不敢传教，但会处理教民的私事，有一个教民贪心不足，和族中的寡妇争夺田产，遭到黄安多的训斥，这个教民便怀恨在心，偷偷去苏州告状。幸亏有教民在城外发现了官兵，得知是捉拿传教士的，赶紧进城来报。逃跑已是来不及了，教民家的灶台下有一个藏身洞，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三人互相推让。谈方济和黄安多说，葛理天是罕见的传教奇才，对中国文化研究也最深入，绝不能让他被抓——他们从小受过优良的教育，理智冷静，葛理天也不再坚持，含泪躲进去了。官兵很快来到，将黄安多、谈方济，还有一众教民都抓走了。

　　官兵去后，有城外的教民闻讯来救，把葛理天接到乡村中藏了起来，那时候是乾隆十二年十一月，极冷的一个冬天。教民每天进城打听，葛理天得知在北京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