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上海，1923，第48页。《中国战争，1860，书信与日记》，第24页。

[122]福建、潮州。这些沙船最初来自现在的厦门（福建）和潮州。

[123]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FO28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24]广州的东半部属番禺县管界，方圆25英里。三角洲地区至此到头，散布的乡村由纵横交错的道路而不是由河流联接起来。从黄埔港向北，番禺县平原地带渐渐贫瘠，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每一块能种植的土地均已开垦。城的西半部属南海县。东西长18英里，南北长35英里。它联结了番禺县与顺德县，主要是三角洲土地，差不多像顺德县一样富裕。人口稠密，多是种桑养蚕之人与农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也种植了甘蔗，在这方面，仅次于清远县。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453—454页。

[125]Henri Pirenne：《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载于Bendix和Lipset编：《阶级、地位和权力：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504—506页。

[126]Etienne Balazs：《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载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3: 196—216，1960。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 130—168, 1954。

[127]Everett E.Hagen: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以下简称《社会变化的理论》），1962，第60—66页。

[128]WO1/461, 1841年6月21日义律致印度总督的信，附于印度事务部1841年11月6日致史坦利勋爵的快件中。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2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0]义律希望做成律劳卑没能做成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上“禀”，而不坚持直接“照会”总督。他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方，他是政治代表而非商务代理人，尽管这意味着利用卑屈的交往方式。但巴麦尊否决义律使用“禀”而坚持要他与总督直接交往。见W.C.Costin: 《大不列颠和中国，1833—1860》，牛津，1937，第31—37页。

[131]FO17/46，“义律在伦敦时致阿伯丁伯爵的密信，无编号，1841年11月8日。

[132]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3, 1841年5月24日。

[133]《卧乌古子爵》，1: 168、171页。

[134]FO17/47，“义律—巴麦尊”，快件12, 1841年3月2日。

[135]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6]《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3页。

[1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下。

[138]《中西纪事》，卷13, 1上。《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89—490页。《林文忠公全集》，卷2, 5上。John J.Nolde对此问题也作过分析，见《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以下简称《广州城问题》），博士论文，康奈尔，1956，第34—39页。

[13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 21上—21下。

[14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北，1960，第300—305页。

[142]何炳棣：《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纽约，1962，第83页。《中国丛报》，2∶238—239页，1833年5月—1834年4月。蒋廷黻：《广州公行与官府》，载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5.4: 606, 1932年1月。关于伍氏家族的早期发展，详见Wolfram Eberhard著《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莱登，1962。

[143]《夷氛记闻》，卷3。《复仇神号在中国》，第95—96页。

[144]FO17/46，快件6，附件2，琦善奏英译本（此处引据原中文——译者）。《夷氛记闻》，卷3。

[145]《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4、207页。《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36页。《林文忠公全集》，卷6, 2上—2下；卷8, 34下；卷9, 1上。

[146]《林文忠公全集》，卷8, 31上—35下。《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94—95、101—102页。

[147]《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见《清华学报》，10.1: 106页。

[148]《林文忠公全集》，卷1, 5上。《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页。

[149]对儒学家说来，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