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关于中国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李侍尧关于1759年洪任事件的奏折，载于《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台北，1963年，影印本），天：307上。

[150]律劳卑爵士1834年受巴麦尊派遣，去中国管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的中英商务关系。不幸的是，他企图直接与广州的总督打产道，结果导致了商业禁运。英国人显示力量对中国人丝毫不起作用，对英国人说来是一次令人困窘的丢脸的行为。

[151]梁阿发是马礼逊的少数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小册子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巨大的影响。

[152]W.H.Medhurst（麦都思）：《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伦敦，1838，第278—280页。

[153]《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第289页。

[154]《林文忠公全集》，卷8, 34下。

[155]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79页。

[156]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人，1833年9月起接办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7—868页。《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82—84页。

[157]《东莞县志》，卷34, 18下。

[158]《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3、139页。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9下、23上；卷31, 8上。《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

[160]Stanley Coben：《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见《政治学季刊》，79.1: 51—75页，1964年3月。

[161]《三元里抗英简史》，载于《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0页。

[162]《中西纪事》，卷6, 10下。

[163]《夷氛记闻》，卷3。

[164]《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1∶125—127页。关于这封描述了广州城沦落情况的一位中国官员致其密友的著名信件，见《中西纪事》，卷6，第15—20页。

[165]《夷氛记闻》，卷3。

[166]FO682/912，奕山等札广州府授权赎城中文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41年5月27日）。

[1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1上—2下。

[168]《中西纪事》，卷6, 11下—12上。

[169]这是为押韵单加的一行。

[170]此处指在佛山的五吨（八千斤）大炮，它从未使用过，后被英国占领军熔化。

[171]《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47—248页。

[172]19世纪初，广州城中的母亲们，常常恐吓他们哭闹的孩子，要把他们扔到番鬼那里去。见《中国丛报》，11∶326页，1842年1月—12月。

[173]见《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

[17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60页。

[175]人们也许还可以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能容忍蛮夷有一个完整的社区。只要这些人栖止在帝国的边缘并且处在非永久的状态（没有妇女），或是处在被排斥的状态（如澳门）中，那么，他们就是文化上的被保护者。

[176]W.C.Hunter: 《广州番鬼录，缔约以前时期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以下简称《广州番鬼录》），伦敦，1882，第119—120页。

[177]Gordon W.Allport: 《心理与社会原因中的偏见问题》载于Talcott Parsons和Edward A.Shils编：《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1952，第365—387页。综合国际中心：《暴民》，巴黎，1934，第88页。Herbert Blumer：《种族偏见的性质》，载于E.T.Thompson和E.C.Hughes编：《种族，个人与集体行为》，1958，第484—493页；Wilmoth A.Carter: 《蔑称》，载于同上书，第375—380页。

[178]Gordon W.Allport: 《偏见的性质》，波士顿，1954，第20—23页。这种一般的过程也被称为“外部构造”，见Hadley Cantril：《社会运动心理学》，纽约，1963年，第51—62页。

[179]这种担心的痕迹，在许多绅士的告白中都可见到，《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3页就有。

[180]FO17/154，“文翰—巴德尊”，快件51, 1849年4月23日。

[181]Paul A.Cohen: 《中国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与中国反洋人主义的增长，1860—1870》（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马萨诸塞，剑桥，1963，第90—91页。

[182]Karl W.Deutsch: 《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纽约，1953，第23—25页。

[183]《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第3卷，第4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