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第51页。

[185]《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

[187]《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第12章。

[188]陈序经：《广东与中国》，见《东方杂志》，36.2: 41—45, 1939年1月。

[189]有关交往与反洋人主义间关系的论述，见《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91页。

[190]E.J.Hobsbawm: 《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代形式研究》，纽约，1963，第118—121页。

[191]《偏见的性质》，第57—58页。

[192]《暴民》，第84—91页。《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典形式研究》，第5章。

[193]《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88页。

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