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在垂死之际不断重复这句话。他被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这个塞尔维亚青年是“波斯尼亚青年党”（Mlada Bosna）成员，而这一行动是泛塞尔维亚主义秘密帮派——黑手党（the Black Hand）一手策划的，并随即受到塞尔维亚秘密服务组织的资助。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子弹无情地击中了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六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爆发。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指出，这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改变了一切：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两性关系、诗歌和音乐、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想象、人类的灵魂。引用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战壕回忆录的标题来形容这场大战，便是《向一切告别》。

战争已经在欧洲徘徊了几十年并且从未离开，欧洲各国的头目们按部就班地滑向大战边缘，而不是竭力阻止大战的爆发。欧洲旧政治精英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工业和金融相辅相成的道理、认为战争可以大赚一笔的想法此刻得以发挥作用，不过，跟每个国家在战争爆发中所必将失去的一切相比又是那么不值一提。

战争显然是荒唐的，不过还是降临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混乱、无能和盲目也在情理之中。奥匈帝国的将军们已经被自负和渴望冲昏了头脑，认为只有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速胜才能挽救大厦将倾的君主制，不管这会不会遭受俄国人在东线的致命打击。

在沙皇签署动员令后，庞大的俄国军队便动员起来。沙皇说道：“这是人民的愿望。”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签署这项命令，那么沙皇政权可能危在旦夕，因为泛斯拉夫主义蠢蠢欲动；而如果他签署的话，也许会天降奇迹，这个政教合一的罗曼诺夫王朝将得到拯救。法国著名外交官儒勒·康邦（Jules Cambon）深知，法国为了维持法俄联盟将不得不应战，虽然法国出于切身利益并不值得为俄国的巴尔干利益冒险。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在第一轮交战结束后，剩下的一切就只能“听天由命”。德皇虽然经常大放厥词，但也曾提议一旦德国突然陷入东西两线的作战态势，德军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法国在西线的攻击。不过，他的总参谋长却告诫他，这么做会导致德国一支建制完整的军队都没有，而只剩一堆残兵败将。

一系列事件随着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迅速演变成1914年8月的炮火。人类不可阻挡的愚蠢，令人回想起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叔祖父——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一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战争的描写：

导致这些民族和国家灭亡的既非盲从也非无知，而是不久前他们全然不考虑自己行进的方向。鞭策他们的只是内心深处无尽的欲望，而那些欲望既是先天使然又受到后天熏染，驱使着人们义无反顾地向前冲，直至他们耗尽身体的能量。幸运儿是那些能控制自己的人。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毁灭，不过，他们还是照旧选择义无反顾。

奥地利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大战初期的场景，这无疑再现了兰克曾经描述过的一切：“那场战争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认为那场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战前40年积聚起来的内在力量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量势必演变成一场剧烈的爆发。”

当然，奥匈帝国不也可以用其他大公们来接替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那位，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前进吗？这个庞大且民族成分混杂的帝国可以侥幸发动一场不论规模大小的战争，只因为害怕自己治下的各民族会发表独立声明，打破这个由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组合而成的本就不牢固的平衡；因为民族主义理想必须直面凌驾于这个王朝之上的精英阶层、官僚阶层、军官阶层和贵族阶层。一方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并未被德国人视为德奥同盟的朋友，他的死亡被公认为“无足轻重”，一位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如此说。但是，另一方面，塞尔维亚族人的刺杀不单单是一场冷血的毫无意义的谋杀。这是公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挑衅，乃至对它虚弱的嘲讽。因此，奥地利必须有所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不过，无论奥地利外交官和将军们怎样打算，德国国家利益现在已然受到了威胁。而且，对于多瑙河畔的奥匈帝国来说，德国才是它指望得上的可靠盟友——另一个盟友意大利是绝不敢出来迎击把持地中海制海权的大国们的。

奥地利要么向塞尔维亚政府表现政治上的谦卑，那么事情可以解决；要么主动来一场逼迫塞尔维亚屈服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那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威廉二世赞许地在维也纳递来的战书空白处如此挥笔：“要么现在开打，要么永远不打”，“塞尔维亚必须退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但是，如果这些外交战略失败，同时俄国也向德奥两国宣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这场战争不由德国挑起，而由奥地利来挑起。因为如果由德国挑起，奥地利人不可能如约履行他们的义务。战事升级的可能性仍不能被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