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0页。）

也许是“全权大臣”这个头衔满足了李鸿章的自尊心，李鸿章便决定遵旨，并且要求允许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日本，因为他的儿子李经方曾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会英语和日语。

1895年3月14日，两艘德国轮船“礼裕”号和“生义”号，载着帝国政府庞大的代表团从天津出发了。李鸿章知道此去因为“割地”而必定会终生背上“卖国”的恶名，他在甲板上不禁吟诗一首，按照中国的文学标准，这首诗似乎只是一首顺口溜：

万倾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欧闲。

舟人那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同上）

大清帝国的代表团有140人之多。李鸿章声明绝对不用日本人的任何东西。于是，侍从们为他带上了中国的粮肉和中国的蔬菜，连做饭的全套厨具和吃饭用的桌椅都带上了。同时携带的还有李鸿章专用的一顶红顶八抬大轿。由于从中国来的人太多，日本方面为解决大清帝国代表团的交通问题，特别预备了50辆人力车，每辆人力车上都插着一面代表帝国皇家的黄色小旗。

日本人安排的谈判地点的地名极富诗意：春帆楼。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国人称之《马关条约》的，在日本人那里被称为《春帆楼和约》。

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苛刻得吓人：日军占领山海关、天津、大沽后才能停战；山海关到天津的铁路归日本管理。停战期间日本的军费由中国支付。同时，日本方面发出军事威胁：如果不答应条件或者拖延谈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就要发起全面进攻，进攻天津、直隶，最后是北京。

浑身冷汗的帝国谈判官员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李鸿章被日本一名刺客的子弹击中——1895年3月24日下午，中日双方的第三次谈判结束，因为日本执意要占领中国台湾，李鸿章的心情十分恶劣。李鸿章的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照例挤满了看中国大员的日本民众。当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日本青年。这个青年左手抓住李鸿章的轿杆，右手举起手枪，朝着李鸿章的脸开了一枪，然后迅速逃现场。

李鸿章瞬间满脸是血，昏了过去，立即被抬入行馆进行抢救。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行馆，天皇都派来了自己的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

李鸿章被擦去血迹，检查伤势。

子弹在左眼下一寸。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卡在李鸿章脸部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李鸿章头部的这个部位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同时，他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地保存——“此血可以报国也。”

中华帝国的最高谈判代表在日本被刺，这令骄横的日本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本来就担心在中日谈判中方可能会迫于压力而给日本更大在华利益的帝国主义们，纷纷站出来了高声“谴责”日本刺客的行为，大肆散布日本政府“别有用心”的信息：李鸿章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又为大清朝的全权议和大臣，被刺于日本国土，对日本的国家声誉极其不利——“刺杀使者事件比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严重”。“古稀高龄，出使异域，遭此凶险，极易引起世界同情和强国干涉。”而日本政府担心的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如果引出强国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0页。）

出于对后果的担心，日本政府把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全部革职，并且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小山丰太郎，21岁，极端爱国分子。而审讯后的判决更是草草：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天皇为此特别下圣谕，痛责这位“极端爱国分子”：“下贱无礼，极为可恨。”

为了表示在刺杀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停战”。

但是，日本方面担心帝国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不但没有发生，在案件发生的当天，李鸿章醒来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捂着脸给伊藤博文口述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期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于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和款节略，即当迅速细加察覆，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页。）

经历暗杀后的李鸿章竟然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彬彬有礼，不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绝不可能有此“涵养”。日本方面喜出望外。

于是，放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