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约翰·霍威尔（东印度公司参事）手下的驻军投降后，被关进了黑洞。据霍威尔称，关了146人，活着出来23人；据后人研究，关了64人，出来21人。——译者注

[6]美国马里兰州海口。——译者注

[7]伽伐尼（1737—1798），意大利科学家，研究电能的先驱。——译者注

[8]弗吉尼亚首府，詹姆斯河下游河港。——译者注

[9]威廉·布肯（1729—1805），苏格兰医生，著有《家庭医学》。——译者注

失窃的信

精明过头，乃智者大忌。[1]

——塞内加[2]

18？年秋天，巴黎，一个起风的傍晚，夜幕降临后，在郊外圣杰曼区，多瑙街三十三号第四层楼上，我正陪着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后书房或者说是书橱里，我一边沉思，一边用海泡石烟斗抽着烟，不胜惬意。至少有一个钟头我们是深陷在沉默之中。此刻若有人碰巧来访，就会看到我们俩在心无旁贷地吞云吐雾，直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不过，我正在暗自思忖着天刚擦黑时我们俩谈论的某些话题，我是指毛格街事件和玛丽?罗热谋杀案之谜。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葛××先生。

我们热情地迎接了他。此人虽相当卑鄙，但也着实有趣，加之我们已多年未曾与他谋面。我们原本坐在黑暗中，此刻迪潘起身要去点灯。可一听葛先生说，他是来找我们商量，或干脆说是来向他请教一些麻烦透顶的公事的，就又坐了下来，不去点灯了。

“假若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问题，”迪潘住手不去点灯，说道，“那我们还是坐在暗处细想好些。”

“这又是你的一个怪念头。”警察局长说。他对于自己不理解的每件事，统统冠之以“怪”，因而他总是生活在连翩而至的“怪事”之中。

“很正确。”迪潘说，一边递给客人一支烟斗，又推了张舒服的椅子给他坐。

“这次遇到了什么麻烦？”我问，“但愿别又是什么谋杀案吧？”

“哦，不是，不是那类事。说实在的，这件事委实很简单，我确信我们自已完全能够处理好。不过，我想迪潘会愿意听听这件事的细节，因为它确实怪得过了头。”

“又简单又怪。”迪潘说。

“呃，是的，不过也不尽如此。说真的，我们都对这事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事情看起来如此简单，可就是束手无策。”

“也许正因为它太简单的缘故，你们才被搅得茫然无措的吧。”我的朋友说。

“你真是胡说八道！”警察局长开怀大笑地答道。

“也许这个疑案是有点太白了。”迪潘说。

“噢，天啦！谁听说过你这样的看法？”

“有点过于不证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客人乐坏了，放声大笑起来。“哎哟，迪潘，你真地要笑死我！”

“那究竟有什么事要解决呢？”我问道。

“别忙，我会告诉你们的。”警察局长回答。他安闲而若有所思地长长地吐了一道烟，在椅子里坐好了。“我几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们，不过，事先让我提醒你们，这事须绝对守密。假若有人知道我将此事泄露给别人了，我很可能就要丢掉这顶乌纱帽。”

“接着说吧。”我催道。

“要不就别说。”迪潘说。

“说就说吧。我从高层人士那儿听到个秘密消息，说皇宫里丢失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谁，已经知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家亲眼看见他拿的。另外还得知这份文件还在他手上。”

“怎么会知道的呢？”迪潘问。

“这从文件的性质就可推断出来，”警察局长说：“而且，如果文件一朝脱了偷信人的手，马上就会引起某种后果，这后果暂时还未出现；——也就是说，最终他肯定要盘算着怎样利用这封信。现在他是将它派了用场了。”

“说得更明确些吧，”。

“好吧，我敢冒昧地说，这份文件能使它的持有者在某方面具有某种权力，而这权力在这方面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警察局长喜欢卖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甚明白。”迪潘说。

“不明白？好吧。这份文件若是泄露给了第三者（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那一定会影响到一位地位高贵的要人的声誉。利用这一点，持有这份文件的人，就会随意支配那个声誉卓著的要人，他的名望和安宁就要受到威胁。”

“不过这支配行不行得通，”我插嘴道，“得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者清楚就是他偷的。谁敢……”

“偷信的人吗？”葛先生说，“就是德××部长。他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都做下了。偷窃之术真是大胆而又巧妙。那份文件——说白了，是封信——是失窃的那位贵妇人独处王室客厅时收到的。她正细读着这封信，突然闯进来另一位要人，而她偏偏又不想让他看到这封信。于是慌慌张张地将它死命地往抽屉里塞，无奈塞不进去，只得把它摊放在桌上。不过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虽露在外面，内容还是没暴露，这才逃过了来者的注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德××部长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