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虽然头脑简单，可能连她也不相信，老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以后，会自己想到要到老人院去，像老奶奶现在表面上说的那样。

收拾东西花了两个星期。从墙上摘下画，还有那些鼻孔粉红的猴子、塔什干的赛跑手、蛋杯、药膏、药剂以及从壁橱架上取下的鸭绒被。我从贮藏室里取来她的大木板箱，这件黄色的老古董上，贴有雅尔塔、汉堡航运公司、美国运通公司的标签。从地窖里取来的俄国旧杂志，发出霉气，里面还夹有一包纸包的蓝色林中小花。她把每一样贵重东西都仔细包好，容易压坏弄碎的放在最上面，再洒满樟脑片。走的那天，她以一种严厉骇人的督察神色，注视着搬运工背上那只大木板箱摇摇晃晃地下了楼，并以同样的神色监视着搬下的每一件东西、每一只箱子。她的脸色惨白得可怕，连嘴角的根根汗毛都历历可见，但仍昂首挺胸，一副贵族气派，正视这次重要的搬迁，她要搬往一个更好的地方，搬离一个弃妇和她儿子这个寒伧丢人的住所（现在她讨厌这儿了），而这家人家，在她暂时客居这儿时，她曾尽力给予保护。啊，不管她容貌多么衰老，她当时的神态的确了不起。这会使你忘掉，她的神经曾变得多不正常，过去一年她的脾气有多坏。现在，在这紧要关头，她的脑子不再糊涂，仍能摆出她最风光的贵妇时的严厉和威仪，那一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心为她软化了，钦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可她并不指望从我这儿得到这一切。是啊，她把被迫放逐化成自愿退隐，获得解放的人们，心中的怨怒犹未冷却，却已感到对被废的太君有欠忠诚而心怀内疚，众人默默无言目送她登上那辆大轿车。在这不义的历史时刻，老太君和她的家人说了临别赠言。

“自己多当心，丽贝卡。”老太太说。妈眼泪汪汪地在她颊上吻了一下，她并没有完全拒绝，不过主要还是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我们搀扶她坐进向艾洪借来的车子。她神情紧张地匆匆道了别，我们便出发了——由我驾驶那辆漆成刺眼的西红柿色、挂有消防队长铜钟的又大又笨的汽车。丁巴特刚教会我开车。

我们在车上彼此没说一句话。我没有把她对密歇根大街拥挤的话算在内，因为那只是她对交通的批评。驶出华盛顿公园，我们便在第六十街向东拐，一点都不错，大学俨然在望，校舍在深秋常青藤叶沙沙声中显得奇异而静谧。我找到了绿林街和老人院。房子前面有一道四英尺高、顶上锯成尖角的栅栏，围住两方园地和花坛。花坛上长着翠菊，用木棒和破布条扎的支架撑着；通向人行道的小径上，有一些黑色木头长凳。在灰石门廊上的长凳上，给嫌阳光太强的人坐的门厅里面的椅子上，以及客厅里更多的长凳上，坐着许多老头子和老太婆。他们全都注视着老奶奶下车。我们循着人行道走去，两旁都是脑子迟钝、蓬头垢面的老人，满脸老人斑，血管阻塞，脑袋干秃或浮肿，颈肩上的筋肌饱受摧残，堪萨斯的酷热，怀俄明的严寒，厨房里的操劳，西部的挖掘，辛辛那提的零售，奥马哈的屠宰、叫卖、收割，事无巨细，全是国家的劳作苦活，或埋头苦干，或惨淡经营。就连这儿的某个老人，别看他或她穿着旧拖鞋和背带裤，或者穿着紧身胸衣和印花棉布衫，也许曾经是个保护世界人民的有功之臣，不过，这需要像奥利金[13]那样的有识之士亲自来寻找，才能从这些白发苍苍、红斑累累、青筋毕露、手握拐杖、扇子和各种语文报纸、模样可怕的老人中找出。这些人，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屋外烧落叶，有的在充满米面霉气和肉汁馊味的屋子里，他们脸上的皮肤和眼神都呈现出死色。这老人之家，根本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建造的宅第，它只是从前的一幢公寓房子，屋后也没有什么美丽的花园，只有玉米和向日葵。

货车运来了老奶奶的其余行李。他们不准她把那只大木板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房间是她和另外三人合住的。她只得到地下室去挑出她需要用的东西——在那个皮肤褐色的大块头女管理员看来，她的东西太多了。我把她挑出的家当搬到房间，帮她放妥挂好，然后奉她之命到那辆斯塔兹牌车内查看，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她没跟我谈论这地方；当然，要是她找到什么优点，可以表明她这次迁居的好处，她一定会大夸特夸的。她也没有让我看到她精神沮丧。她不理不睬女管理员劝她换上便服的意见，仍旧穿着她那件敖德萨的黑衫，在摇椅上坐了下来，眼望着屋后那片玉米、向日葵、卷心菜地。我问她可要抽支烟，可是她不想接受任何人的意见，尤其是我的意见——因为她认为把西蒙和我培育了这么多年而我们竟这样回报她。我知道，她要是想不让自己哭出来，便得生气，便得不理不睬。我一走，她必定会哭起来，因为她年纪虽老，还不至于昏聩糊涂到不明白儿子是怎样对待她的。

“我还得把车送回去，奶奶，”我终于说，“要是你没别的什么事，我现在就得走了。”

“别的什么事？没有了。”

我准备离开。

她说：“我的鞋袋忘记拿来了，那只印花棉布的，在衣橱里。”

“过几天我带来。”

“给你妈好了。麻烦你送我来，奥吉，这个你收下吧。”她打开自己那只已失去光泽的大银褡扣的钱包，手势利索地掏出一枚刺眼的两角五分币。这笔赏钱，我既不能拒绝，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