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惊蛰时节·老猎人的最后巡山

惊蛰这天，兴安岭的薄雾还没散尽，张玉民就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挂上孙老栓留给他的花椒木拐杖，一个人悄悄出了门。他今年四十九了，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缕，但脚步还算稳健。

“爹，您又去巡山？”婉清从护林站值班室探出头来，她已经二十二岁，是保护区管护站的副站长，肩上担子重了，眉眼间更添了几分沉稳。

“嗯，去转转。”张玉民摆摆手，“今儿个惊蛰，按老规矩得进山看看。你们年轻人忙你们的，我溜达溜达就回来。”

婉清知道劝不住，从值班室拿出一个对讲机塞给父亲：“带上这个，有事儿喊我们。今天一队去核心区安装新一批红外相机，二队去缓冲区做游客疏导，三队女子队去实验区搞科普宣传，都忙得很。”

张玉民接过对讲机，揣进大衣兜里：“知道了，啰嗦。”

出了护林站，他没有走大路，而是拐上了后山那条羊肠小道。这条路他走了四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哪儿有石头哪儿有坑。七年了，自从保护区成立，护林队有了摩托车、自行车，这条小路就少有人走了。路面长满了杂草，但依稀还能看出人踩过的痕迹。

走到半山腰那片松林时，张玉民停住了脚步。他靠在一棵老松树上，从怀里掏出个扁扁的铝制酒壶，拧开盖子抿了一口。六十度的高粱酒，辣得他眯起了眼睛。

“老伙计，我又来了。”他摸着粗糙的树皮，喃喃自语。

这棵老松树得有百八十年了，树干要两人合抱。树皮上有几道深深的抓痕，是熊蹭痒留下的；树下有几个碗口大的坑，是野猪拱食刨的；往上看，树杈上搭着个巨大的鸟巢，是鹰隼的家。四十年前，张玉民第一次跟父亲进山打猎，就在这棵树下打到一只肥兔子。父亲用草绳把兔子拴在腰上，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记住这棵树，这是咱们的福地。”

四十年过去，父亲不在了，师父孙老栓不在了，老炮爷那一辈的猎人几乎都没了。只有这棵树还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张玉民又抿了口酒，继续往山上走。他的脚步很慢，不像年轻时那样虎虎生风。每走一段，就要停下来喘口气，看看周围的景色。

春天真的来了。向阳坡的积雪化了大半，露出黑油油的土地。枯草下面钻出了嫩绿的草芽，山杏树鼓起了粉红的花苞。空气里弥漫着泥土解冻的腥味和草木萌芽的清香。

走到黑瞎子沟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枝洒在林间空地上，斑斑驳驳的。张玉民找了块平坦的石头坐下，从怀里掏出个玉米面饼子，就着咸菜疙瘩慢慢啃。

饼子是魏红霞一大早起来烙的，外焦里嫩，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芥菜疙瘩，脆生生的。张玉民嚼着饼子，想起了三十年前那个冬天——

那一年他十九岁，刚跟魏红霞成亲。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跟着老炮爷进山打猎，想打点野物换粮食。在黑瞎子沟遇上了暴风雪，迷了路，困了三天三夜。老炮爷把最后一块干粮留给他，自己饿得晕过去。后来是孙老栓带着人找到他们，把他们背下山。魏红霞守在村口，看见他们回来，“哇”一声哭了，说：“玉民，咱不打猎了，饿死也不打了！”

可那怎么能行呢？山里人不打猎，吃啥？

张玉民摇摇头，把最后一口饼子塞进嘴里。现在好了，不用打猎了，有饭吃，有衣穿，孩子们有学上。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

二、王俊花的骄傲·儿子的信

就在张玉民独自巡山的时候，王俊花在自家新房里，正捧着儿子从北京寄来的信，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娘，我在北京一切都好。学校很大，图书馆有五层楼，藏书几十万册。老师讲课讲得好，同学们也都友善。我参加了学校的‘绿色环保协会’，上周末还去八达岭植树了……”

张玉国从鹿圈回来，看见媳妇又哭又笑的样儿，笑了：“小虎又来信了？”

“嗯，你看看。”王俊花把信递给丈夫，“咱儿子真出息，都去八达岭植树了！那可是长城脚下，毛主席去过的地方！”

张玉国接过信，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他不识字，是这几年跟着扫盲班才学会认些常用字。信上很多字不认识，但“北京”“大学”“植树”这几个字他认得。

“好，好。”张玉国连说两个好字，眼圈也红了。

“玉国，你说小虎将来毕业了，能分到哪儿工作？”王俊花问。

“那得看他学得咋样。”张玉国说，“学得好，说不定能留在北京。学得一般，可能回省城。不管去哪儿，都是国家的人，都是干林业，都是好事。”

“我想让他回来。”王俊花小声说，“咱们这儿现在多好啊，保护区，护林站，生态旅游，不比大城市差。回来还能帮着大哥，帮着婉清。”

张玉国摇摇头：“孩子有孩子的路，咱们别拴着。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干正事，就行。”

正说着，院里传来摩托车的声音。是婉清来了。

“二叔，二婶，忙着呢？”婉清停好摩托车，从挎斗里拿出一个包裹，“小虎从北京寄来的，让我捎给你们。”

包裹不大，但很沉。王俊花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两件毛衣，一灰一红；两盒点心，稻香村的；还有几本书，《森林生态学》《野生动物保护》《林业经济管理》。

“这孩子，又乱花钱……”王俊花摸着柔软的毛衣，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