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诉讼笔录上都签了名，他们如今都已经老朽或老死了。成千上万份诉讼笔录，全被毁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捕手”的名字。不过在档案里，还有当时写给警察局的成百上千封信，这些信都没有得到回复。它们在那里搁了半个世纪，好像邮航一次遥远的中途停靠时被遗忘在机库里的一包包邮件。今天我们可以读这些信。当年的收信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现在是我们，那些在当年还没有出生的人成了收信人和守护人：

警察局长先生：

恳请您费神看一看我的请求。我侄子阿尔贝·格罗当，法国国籍，十六岁，被关在……

犹太事务处处长大人：

请您发发慈悲放了我关在德朗西集中营的女儿内里·特罗特曼……

警察局长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求个情，让我知道我丈夫泽里克·佩格里切的近况……

警察局长先生：

我求您发发善心，做做好事，让我知道我女儿雅克·勒维夫人的消息，她出嫁前的名字是维奥莱特·若埃尔，去年九月十日被捕，当时她试图穿越沦陷分界线，没有佩戴规定的黄星。跟她一起的还有她的儿子，让·勒维，八岁半……

呈警察局长：

求您行行好，放了我的孙子迈克尔·鲁宾，三岁，法国人，母亲也是法国人，和他母亲一起被关在德朗西……

警长先生：

如果您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将万分感激：我父母年纪大了，又有病，因为是犹太人，刚刚被捕，留下我和妹妹无依无靠，我妹妹马利亚·格罗斯曼，十五岁半，法国犹太人，法国身份证号：1594936，B类，我名叫让奈特·格罗斯曼，也是法国犹太人，十九岁，法国身份证号：924247，B类……

长官：

请原谅我向您求助，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凌晨四点，有人来找我丈夫，因为我女儿当时在哭，他们把她也带走了。

我女儿名叫波莱特·戈特尔福，十四岁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她是法国人……

十七

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的那份备案笔录中，熟悉的栏目（日期—身份—事件摘要）下有这样一条记录：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2098 15/24。P.未成年人。多拉·布吕代案，十六岁失踪少女，之后PV1917回到原住址。

我不知道2098和15/24这些数字代表什么。“P.未成年人”，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缩写。1917号诉讼笔录肯定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的陈述，还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针对多拉和他的一串提问。档案里没有其他有关1917号诉讼笔录的线索。

关于“多拉·布吕代案”就只有短短三行字。四月十七日那天的备案笔录，除此以外，记的都是其他“案子”：

果尔·乔吉特·波莱特，30.7.23，出生在庞坦，塞纳河边，父母是乔治和佩尔兹·罗丝，未婚，住在毕嘉乐路41号的旅馆里。妓女。

日耳曼娜·莫莱尔，9.10.21，出生在昂特勒德奥（孚日省）。住旅馆。一份报告P.M.

J.-R.克雷特，九区

就这样，在占领区警察局的笔录上登记的依次是有关妓女、走失的狗、被遗弃的孩子这类案子。还有就是像多拉一样的失踪少女，她们犯的是流浪罪。

从表面上看，从来都不涉及“犹太人”的问题。然而，他们都是先到警察局，然后被送去拘留所，之后是德朗西。从“回到原住址”这半句话里，我们可以猜到，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似乎已经知道多拉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已经被捕了。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她出走那天开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她回到原住所，也就是奥尔纳诺大街41号的旅馆房间，从笔录上看，这期间没有多拉的一丝踪迹。在四个月里，没人知道多拉·布吕代在哪里，她做了什么，她和谁在一起。也没人知道多拉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回到“原住址”的。是出于她自己的想法，还是在得知她父亲被捕之后？还是在街上感到害怕了，因为看到未成年人警察大队发布了一份找她的布告？在那天之前，我没有找到任何痕迹，也没有任何见证人可以告诉我她失踪的四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而言，那四个月成了她生命中的空白。

唯一能对多拉·布吕代在那个期间的行踪做一点推测的，就是看那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下了第一场雪。十二月二十二日，冬天在严寒中开始。十二月二十九日，气温再次下降，窗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冰。从一月十三日起，寒冷变得像西伯利亚那么凛冽。水结冰了。持续了将近两星期。二月十二日，出了一点太阳，好像预告春天腼腆地来临。一层积雪在路人的践踏下变得黑乎乎的，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就在二月十二日晚，我父亲被负责犹太人问题的警察带走了。二月二十二日，雪又下了。二月二十五日，雪还在下，下得更大了。三月三日，晚上九点以后，第一次轰炸在郊区降临。在巴黎，窗玻璃都在晃。三月十三日，大白天拉响了警报。地铁乘客一动不动等了两小时。人们要他们下车进隧道。晚上十点，又一次警报。三月十五日，阳光灿烂。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左右，远处的轰炸整整持续到午夜。四月二日，凌晨四点左右响了一次警报，猛烈的轰炸一直持续到六点。夜里十一点再次开始轰炸。四月四日，栗子树树枝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