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提到她有没有佩戴黄星——她和她母亲应该在一周前就要开始佩戴——这说明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当天只是把多拉当成一名离家出走的普通少女来处理的。至少警察并不是这份“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的始作俑者。

我没有找到这位萨洛蒙小姐的踪迹。她是不是还活着？从资料上看她应该在法国犹太人总会工作，一个由法国知名犹太人士领导的组织，在德军占领期间负责针对犹太社群的救济工作。法国犹太人总会的确为很多人提供了救济，但可惜它创立时的身份暧昧，因为它是在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授意下创建的，德国人认为一个诸如此类受他们掌控的组织更便于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像他们在波兰很多城市搞的犹太居委会6一样。

法国犹太人总会的知名人士和工作人员有一张“合法证”，可以让他们免于抓捕和监禁。但很快，这种优待就不算数了。从一九四三年起，几百名法国犹太总会的领导和员工被抓捕送往集中营。在这些人的名单中，我找到一位名叫阿丽丝·萨洛蒙的，她在自由区工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份有关多拉的档案要送呈的那位萨洛蒙小姐。

是谁做的这份记录？法国犹太人总会的一名职员。这就意味着法国犹太人总会的人知道多拉和她父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是塞西尔·布吕代，多拉的母亲，在绝望中向这个组织求助，就像大部分生活极度窘困、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犹太人一样。这个组织也是她的渠道，从那里获知三月份就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的丈夫消息，给他寄包裹。她想，兴许在法国犹太人总会的帮助下，她最终可以找回出走的女儿。

“如果有需求，警察局（杰弗尔码头）的女社工会给予必要的帮助。”一九四二年这样的女社工有二十名，隶属于刑事警察局的保护未成年人大队。她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由主管警署署长助理负责。

我找到一张当时其中两名女社工的合影。两人都是二十五岁左右。她们穿着黑大衣——也可能是藏青色的——头上戴着一顶橄榄帽，别着一枚两个字母P构图的徽章：警察局（Préfecture de Police）。左边的那个社工一头褐色头发，垂在肩上，手上拿着一个挎包。右面那位好像抹了口红。在褐色头发那位社工身后的墙上，有两块牌子，上面那块写着：警署社工。牌子下面有一个箭头。箭头下面：“9：30—12：00值班”。下面那块牌子上的字被褐色头发女社工的头和帽子挡住了一半。但还是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外……处

便衣警察

下面有一个箭头：“走廊右手……门”。

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几号门。

十九

我在想六月十五日多拉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到六月十七日做完这份“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是否让她跟母亲一起走出警署？

如果她能离开警署，在母亲的陪伴下回到奥尔纳诺大街的旅馆——离警署很近，只要沿着埃尔梅尔路走——这就意味着三天后，当萨洛蒙小姐和位于杰弗尔码头12号的警察局保护儿童处的女社工联系过后，派了人来找她的。

但我感觉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我常常走埃尔梅尔这条路，从蒙马特尔高地到奥尔纳诺大街或从奥尔纳诺大街到蒙马特尔高地，尽管我闭上眼睛，想到多拉和她母亲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他们的旅馆房间，在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仿佛和一个平常普通的日子一样，还是不免悲从中来。

我相信六月十五日，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命运的齿轮已经启动，而多拉和她母亲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孩子们的要求会比父母高，他们在敌对势力面前态度会表现得比他们的父母更激烈。他们把父母甩得很远很远。而他们的父母，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

面对警察、萨洛蒙小姐、警署女社工、德国人的指令和法国的法律，塞西尔·布吕代应该感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助，要佩戴黄星，丈夫被关押在德朗西集中营，而且生活“穷困”。她在多拉面前表现得不知所措，而多拉却是个反叛者，曾经几次想撕破那张朝她和她父母撒下的网。

“因为她连续多次离家出走，档案上注明让她去一家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

或许多拉是从克里尼昂古尔警署被直接带去警察局的拘留所，这也是惯例。那么她就应该见识过有气窗的大厅、牢房和草垫子，垫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犹太人、妓女、普通罪犯、政治犯。她应该见识过臭虫、恶臭和女看守，她们都是穿着黑袍的修女，包着蓝色的小头巾，别指望她们有一丝的慈悲心肠。

或许她被直接带到了杰弗尔码头，9：30—12：00有人值班。她沿着右边的走廊走，一直走到那扇我一直不知道是几号的门前。

不管怎么说，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她应该是坐上一辆囚车，车上已经有五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要不然这另外五个女孩是依次从各个警署带上车的。囚车一直把她们送到图雷尔，位于里拉门附近莫尔提埃大街的监狱。

二十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图雷尔监狱保存了一份名册。封面上写着：女囚。里面有先后到达此地的女囚的姓名。都是在被捕时拒捕的女犯、一九四二年八月前的女共党、违反德国人条例的犹太女人。条例有：不准在晚上八点之后出门，要佩戴黄星，不准擅自通过沦陷分界线去自由区，禁止使用电话，不准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