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师傅独自一人正在等待他们。即使机会很渺茫，我觉得仍有一丝可能，大部分茶客都结伴成行，我经过他们的桌子时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像那个姓邹的。

　　?大众甲虫车：即德国生产的大众金龟车（Vokswagen Beetle／okswagn

　　Type l ）。

　　?擒架：即英国汽车生产商撞豹（Jaguar ），犊架为粤语音译。

　　?即今天香港中环遮打花园。一九七五年之前，原址岛香港木球会的草地球场。

　　?企堂：即茶楼侍应。

　　独自一人的男人不多，只有四个，当我正在想方法搭讪，听听他们的声调时，其中一个呼喊一名企堂，叫对方替他冲茶，说著一口潮州口音的广东话，声音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余下只有三人。

　　我分别向那三个男人搭话，一个我假装成认错人，一个我问对方有没有看到我之前还失的物件，最后一个，因为他左手戴着手表，我便借故询问时间。他们三个人的声线语气都跟我前天听过的不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成真，现在只能期待阿七在三楼有收获。

　　我刚要走上三楼，却看到阿七步下楼梯，他对我摇摇头。

　　“喂，你们还未找到朋友吗？”刚才那个企堂以不友善的语气问道，他大概看到我俩站在梯间，怀疑我们没钱饮茶，只是瞎撞充阔的地痞流氓。

　　“员警。”阿七淡然地从口袋中掏出警员证。

　　“啊、啊！原来是长官！多多冒犯，是两位吗？请到三楼雅座……”企堂看到警员证，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腰也弯了起来。

　　“我问你，你刚才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向对方出示杜自强的照片。

　　“唔……没有，长官要找这个人？我可以替你问问其他伙计……”

　　“不用，我们自己会问。你别妨碍我们就好。”

　　“是、是！”

　　就像太监遇上皇帝老子，那企堂恭敬地走开，员警的身分真是方便，即使只是普通的巡警，对一般人来说已是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或许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正是火上加油，激发起左派分子辱骂警员做黄皮狗，反抗政府的理由之一？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如果阿七不是员警，那企堂一定会把我们撵走。

　　“员警，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后，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将警员证跟杜自强的照片抓在手里，向侍应和点心女郎一一询问，回答都是“没看过”，“没留意”和“我不知道”。我们到三楼重复这做法，但结果也是一样。

　　“长官，客人像走马灯般转来转去，眼花撩乱，我们怎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呢？如果是熟客我们当然能够一眼认出，可是这男人我完全没印象，对这种生客我们爱莫能助啊。”一位年长的点心女郎—或者我该称她为点心大婶——对阿七说。

　　“我们会不会误解了地图上的文字？”我们无奈地回到二楼，我问道，阿七正要开口，那个一脸阿谀奉承的企堂主动走过来，说：“两位长官，没找到人吗？”他把我当成员警了。

　　“没有。”阿七答道。

　　“你们有没有问过楼下卖糕饼的好姐？她在门口工作，或者会见过你们想找的人。”企堂以讨好的语气说。

　　阿七想了想，说：“你可以带我们问问她吗？”

　　“当然可以！这边，请！”

　　我们跟着那企堂步下楼梯。在卖糕饼的柜台后，有一个上了年纪但打扮时髦的女性，正和一位顾客笑着谈话。

　　“咦，阿龙，你又关小差？老板知道一定炒你鱿鱼。”那位女性对那企堂道。

　　“好姐，这两位长官有点事情想问问你。”企堂阿龙堆著笑脸道。我想他平时一定不是这模样。

　　“啊？啊？”’好姐一脸错愕，就像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却被老师抓的学生的样子。

　　“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阿七将照片放在柜台上，“他可能在今天十一点后来过。”

　　好姐似乎松一口气，盯着照片看了几秒，说：“这个年轻人啊……有，有，今早十一点半左右，他跟另一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一起来。因为他们在门口探头探脑，又是生面孔，所以我认得。”

　　“探头探脑？”我问。

　　“他们好像没来过，所以这副样子吧。”好姐说。“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同行还有一个四、五十岁、有点胖的大叔。离开时那大叔还买了几个老婆饼，我便想他们是不是吃不饱。”

　　“那两个年轻人来时，手上有没有拿着东西？”我再问。

　　“这个啊……好像有？其中一人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但我或者记错。”好姐皱着眉说。

　　“那么，他们离开时有没有仍带着那侗袋子？”阿七问。我猜，他想确认一下杜自强他们没有把炸弹放在茶楼内。虽说茶楼一向不是袭击目标，但万一他们在茶楼里放计时炸弹，一旦爆炸便死伤惨重。

　　“应该有吧……啊，对了，有，有。我记起来了，跟这个年轻人一起的青年，他来和离2e都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我卖老婆饼给那大叔时，还在想他会不会把饼放进手提袋里，回到家饼都可能给压扁了，因为我看那个袋子沉甸甸的……”

　　我心下一凛，我猜阿七跟我一样，今早九点我看见杜自强和苏松离家时两手空空，但他们十一点到茶楼时却提着手提袋。换言之，他们在这个两个钟头的空档里，拿到那个沉甸甸的袋子。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