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的包间里和她们一起待了一会儿。帘子放下了一半，我俯下身，透过车窗看见我们正穿过郊区。雪继续下着。我拥抱了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回到自己的包间，弗雷迪已经安顿好了。不久怀尔德默来看我们。他的包间里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不再有人来，直至旅途终点。他的确担心被人认出来，因为几年前他在奥特依跑马场出了事故后，赛马报上多次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量劝他放宽心，对他说人们很快便忘记赛马骑师的面孔。

我和弗雷迪躺在铺位上。火车加速行驶。我们让小支光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为可能进行的检查有些惶惶不安。我也一样，但我尽量掩饰。弗雷迪·盖·奥尔洛夫、怀尔德默和我靠鲁比罗萨帮忙有了多米尼加的护照，但我们不能肯定护照真的有效。鲁比本人也对我讲过。我们的小命捏在一名更注意细枝末节的警察或查票员手里。只有德妮丝不冒任何风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火车第一次停下。第戎。大雪减轻了高音喇叭的声音。我们听见有个人顺着过道走着。一间包房的门打开了。或许有人进了怀尔德默的包间。于是，我和弗雷迪神经质地狂笑不止。

火车在索恩河畔的夏隆市火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了包间的灯。不知何故，我在黑暗中更觉得放心。

我试图想别的事，不侧耳倾听在过道里回响的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讲话，我抓住了他们的片言只语，他们大概待在我们窗前。其中一个人咳嗽着，带痰的咳嗽。另一个人轻声吹着口哨。驶过一列火车，有节奏的隆隆声盖住了他们的嗓音。

门突然开了，在过道的灯光中显现出一个穿大衣的人的身影。他用手电筒把包间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核对我们的人数。弗雷迪惊醒了。

“证件……”

我们把多米尼加的护照递给他。他漫不经心地审视了一遍，然后把护照交给他身旁的一个人。这个人被门扉挡住，我们看不见。我闭上了眼睛。他们交换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

他朝包间内走了一步，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

“是的，”我不由自主地回答。

过了几秒钟，我想起鲁比罗萨给我们的是外交护照。

他一声不响地把护照还给我们，然后关上了门。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保持缄默，直至车开。它开动了。我听到弗雷迪在笑。他打开灯。

“去看看他们吧？”他对我说。

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的包间没有受检查。我们把她们叫醒。她们不明白我们为何如此心神不定。接着怀尔德默也来了，脸色凝重。他还在发抖。他出示护照时，人家也问他是不是外交官，他没敢回答，担心在便衣警察和检票员中间有位赛马爱好者把他认出来。

火车在白雪皑皑的景色中行驶。这景色多么悦目，多么友好。看到这些沉睡的房屋，我感到以前从未体验过的醉意和信心。

我们抵达萨朗什时天还黑着。一辆大客车和一辆黑色大轿车停在车站前。弗雷迪、怀尔德默和我拿手提箱，有两个男人负责搬盖·奥尔洛夫的衣橱式旅行箱。我们十来名旅客将乘大客车去默热弗，司机和两名搬运工把手提箱堆在汽车后部。这时一位金发男子朝盖·奥尔洛夫走来，正是头天她在里昂火车站注意到的那个人。他们用法语交谈了几句。后来她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位远亲，一个俄国人，名叫基里尔。他指着那辆黑色大轿车，建议送我们去默热弗，驾驶座上有个人正等着。但弗雷迪谢绝了他的邀请，说他宁可乘大客车。

天上下着雪。大客车缓缓前行，黑色轿车超过了我们。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坡路上，每加速一次，大客车的车架子便颤个不停。我暗自思忖它会不会还不到默热弗便在路上抛锚。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夜色渐渐退去，升腾起一片棉絮似的白雾，枞树枝叶在雾中隐约可见，我想不会有任何人来这里找我们。我们没有任何风险。我们渐渐匿影藏形，连本来会引人注目的作客穿的衣服——怀尔德默的棕红色大衣和海军蓝毡帽，盖的豹皮大衣，弗雷迪的驼毛大衣、绿色长围巾和黑白二色的高尔夫大号球鞋——也消失在雾中了。谁知道呢？或许我们最终将化为乌有。或者变成车窗上蒙着的水汽，用手抹不掉的、久久不干的水汽。司机如何辨别方向？德妮丝睡着了，她的脑袋在我的肩头摇来晃去。

大客车停在广场中央，镇公所前。弗雷迪叫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一架雪橇上，雪橇等在那儿，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食店去喝点热的东西。茶食店刚开门，伺候我们吃喝的那位太太似乎很吃惊我们这么早就来光顾。也许使她吃惊的是盖·奥尔洛夫的口音和我们城里人的打扮？怀尔德默对一切都感到惊奇。他还没见过山，也没做过冬季运动。他额头贴着窗玻璃，大张着嘴，注视雪花飘落在死难者纪念碑和默热弗镇公所上，他问那位太太缆车如何运行，他是否可以在滑雪学校注册。

木屋别墅名为“南十字座”。它很大，用深色木材建造，百叶窗漆成绿色。我想这是弗雷迪向巴黎的一位朋友租来的。它俯瞰一条公路的一个弯道，从弯道看不见它，有一排枞树将它遮住。从公路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可抵达别墅。公路向前延伸，但我从来没有好奇地想知道它通向何方。我和德妮丝的房间在二楼，凭窗眺望枞树林上方，默热弗村尽收眼底。晴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