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莫迪亚诺既得以认可，也“把自己从罗伯—格里耶和他的同事们那里撇开来”。因为，虽然没有“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可他并不把写作视为一种“不带情感的、智力上的活动”，相反他将写作视为一种“情感上的必需品”。

另有一些评论家，以历史再现需要与个体记忆缺陷之间的对抗作为角度，来审视这种张力。这种对抗是莫迪亚诺处理他许多小说中语境的基础，语境则是纳粹对法国的占领。在莫迪亚诺的作品中，故事情节要么直接发生在占领期，要么以某种方式与之相联系，那些确切事件以及卷入其中的参与者被神秘所包围，并且，虽然主人翁的任务是——有时带着迷恋——去揭示一些具体细节，但是他多半不能彻底或者令人满意地完成此事。在有些评论家的眼里，一方面是那些坚持不懈、执迷不悟的努力，试图去解答一些有关德国占领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某种优柔寡断，最终导致这些问题无法得以解答，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本质。在评论“现在著名的‘终局之不在场’”——这也是莫迪亚诺叙述的特色——的时候，马丁·盖特—本德尔感到疑惑的是，叙述歧义以及在填补自己和他人记忆空白以拼合一个历史完整图像上的无能为力，是否有可能就是探讨德国占领“最合法的”路径，因为这种技巧“摹写了（它的）非决定性”，也就是“德国占领期间那些将来永远都不会受到惩罚的罪行的无法避免、令人窒息的延续性”。威廉·范德沃克总结了一个类似的评价，结尾处是这样写的：“莫迪亚诺小说主体部分最大的悖论，是它通过让一个历史时期变得晦涩这一过程，努力地把它交待得更加易于理解。”

最后，清晰与不确定之间的张力，同样通过诸如《暗店街》这样的作品中对侦探小说的充分利用和最终颠覆这一方式得以展示，其结果就是珍妮·尤尔特（Jeanne Ewert）所定义的“纯粹反侦探小说”。尤尔特坚决认为，既然《暗店街》的布局像一个侦探小说，那么它就激活了巴特的“阐释性代码”，即作为一个神秘事件得以建构、发展，以及最终解决之基础的一组叙述要素，并且随着它们在文本中的穿梭，训练有素的读者会辨识出来，并满怀期待要获得文本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然而，这部小说挫败了读者们寻求解答的欲望，或者说挫败了他们认为在阅读过程中答案会确定呈现的欲望，就这样，这部小说以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的终局：“反侦探小说的拒绝提供终局，以及它乞灵于恐惧而不是笃定，参与了后现代对归纳推理和一个能慰藉人心的线性/目的论宇宙之信仰的抗拒”。

尤尔特在此勾画出了莫迪亚诺作品中同后现代主义有着联系的那些方面，它提供了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已经在上文中概述出的有关清晰/解答与混沌/不确定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也一直影响着其他一些学者对莫迪亚诺写作的评价。事实上，莫迪亚诺与后现代的关联已经在近期两本大部头的研究著作中得到了相当明确的加强和扩大。在他《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00）一书的“（非）结论”中，艾伦·莫里斯声称，“只有唯一的一个修饰语可以适合于莫迪亚诺的整个世界——典型后现代主义的”。川上茜的研究恰当地定名为《自觉的艺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后现代小说》（2000）。两位学者都列举了莫迪亚诺作品中的一些特征，并指出这些特征与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一直以来差不多一贯称之为的“后现代主义”是共通的，从而证明了他们的表述是正当的。在莫里斯的研究中，这些特征包括如下所列：

经典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交错（既是视觉的也是文学的）；对空白、静默以及不在场的偏爱；身份和差异的游戏；拒绝所有绝对的观念；无所不在的辩证联系；在永恒现在中解析时间；仿效和戏拟的运用；偶然性的高度重要性；碎片化；自我指涉；互文；撒播；反讽；戏耍。

川上茜的列单非常相似：

有一些特征，它们展现了对存在论意义上不确定性的反讽意识，这不确定性既是对它们在得以产生的历史中自身的不确定，也是对它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它是一种意识，不会通过逻辑的或者隐喻的阐释就可以得到解答，而是更加愿意消融为游戏和戏拟。在叙述的层面上，后现代展示自身形式的实例有：自我指涉、戏拟、对历史/传记与虚构的区分提出质疑，叙述自我的去中心化，以及无序叙事。

虽然两者的研究都成功揭示了莫迪亚诺作品中存在着一些与后现代相通的特性，不过是琳达·哈钦更早些时候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论述，让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征表述为张力，或者对立面之间的犹疑，哈钦的论述是一些其他讨论莫迪亚诺小说的基础，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同时我们自己在讨论《暗店街》中迷宫象征的时候，也希望借用这个论述并加以进一步阐释。

在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的时候，哈钦演示了它是如何对立于现代主义所优待的那些术语和概念以及它们的附庸，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然而，后现代主义对这些价值的质疑并不是基于摧毁它们的目的，或者试图彻底消除它们，而是要去辩争它们在特定情境下的相关性，以及它们的普适性。后现代的艺术作品、建筑、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