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敢告诉神父我干过私家侦探的行当），我又回到了源头。”但是，正如下文会详述的那样，在莫迪亚诺后现代文本的世界中，身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同身为一个私家侦探完全是一回事；如果在他的“起始”或“源头”的地方，于特找到的是图书馆，那么他就永远没有真正地离开过迷宫。

图书馆和迷宫的相似性嵌入了于特自己对于这家小教堂图书馆，以及他同馆藏书籍之间的联系所做描述的一些细节之中，同样也嵌入了这家教堂在居依自己的故事里所扮演的角色之中。首先，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为一套十九世纪的俄文书，于特几乎无法阅读它们，因为写作它们的语言“（他）有点淡忘了”，这样人们就会严重怀疑他整理这些书卷的能力，随之而来，我们对图书馆作为迷宫式经历无法挣脱性（inextricability）的矫正之物（antidote）的有效性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次，他把他在图书馆里的阅览桌同台球桌相比：“房间中央有张台球桌似的大桌子（……）”专心致志的读者会从这个比较联想到莫迪亚诺小说中有关德妮丝·库德勒斯打台球，并且打得很好的多次描述。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在巴黎她父母亲公寓附近的餐厅里，在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位于瓦尔布勒斯的花园住宅里，以及最后，在她消失以前，在邻居家位于默热弗的城堡里，德妮丝起初少年老成地玩这种游戏，长大后更是驾轻就熟了。她总是赢。台球这一象征的重要意义存在于一个段落里，在其中被暗示——这次是以电动台球的形式——同迷宫有着非常紧密的相似性。在一个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段落里，当时巴黎被类比为一个迷宫，现在迷宫转而被比喻为一个巨大的电动台球桌，它作为“电动台球”，既是也不是台球游戏：

在这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中，有一天，我和德妮丝·库德勒斯萍水相逢。在成千上万的人横穿巴黎的条条路线中，有两条互相交叉，正如在一张巨大的电动台球桌上，成千上万只小球中有时会有两只互相碰撞。

然而，对台球游戏的驾驭能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会在迷宫中“迷失”，事实上，德妮丝确实迷失了。最后，正如叙述者发现的那样，一群年轻人——他过去曾经身在其中——的照片中有一张拍自一个婚礼现场，举办那婚礼的俄罗斯教堂同于特现在工作的教区图书馆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对此他写道：“于特在信中给我描绘过的那一座？有时会有神秘的巧合。”事实上，于特的图书馆，在这寻找的迷雾里，在迷宫的混沌中，一直以来都对其有所暗指。

同样，这一点对文本中那些作为于特的图书馆先兆的所有其他图书馆而言，也是所言不谬的。实际上，于特称之为侦探行当不可替代的工具之一，就是他那由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的图书馆，“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然而，这所谓通过电话号码簿来为过去整理秩序的方法，并没有相应地帮助叙述者驾驭他自己的过去：在居依成功地为一名消息提供者背诵出有关后者的家庭资料时，这位消息提供者评价道：“亲爱的，你真是一本活《社交人名录》。”这已经是，在其他的访谈中，其他的一些消息提供者把神秘的居依称为“谜”以及“难题”之后的事情了。图书馆里的那些书卷参与了迷宫的构成，因为它们包含了一条条的人名、地名以及物体的名字，但是却没有表明它们是如何再现它们所反映的那个世界。熟识这些语词并不能获得驾驭那个世界的能力；与之相反的是，它们本身就是那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在对另外一个图书馆的暗指中——这个图书馆位于一家叙述者也许曾经入住过的酒店大堂之中——他想知道是否有一些来自他过去的线索会存在于它所拥有书卷的书页之间：

玻璃门书橱里摆放着一套L.德·维埃尔—卡斯泰尔撰写的《王朝复辟史》。一天晚上，上楼回房间前，我或许取了其中的一卷，并把当作书签用的信、相片或电报忘在了书中。但我不敢向守门人要求翻阅十七卷书，以便寻回自己的踪迹。

这些书，就像《暗店街》一样，包含着拼图的碎片，但是并不给出这些碎片该如何拼接成为一个整体的结论。那些历史书籍的标题，暗示着“复辟”的承诺，只不过是一场空幻罢了。正如玛尔雅·瓦赫伊姆在论述莫迪亚诺的“怀旧之情”时所写的那样：“（它）的出现是渴望获得一种真实性、源头的确认，以及对它们的认同，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间里，这种确认是被视为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暗店街》通过迷宫的象征以及对克里特岛迷宫神话的招魂，从而让文本既安排有序，又悬而未决。叙述者驾驭他寻求身份之迷宫的可能性，在小说中自始至终既得到了保留又被暗中破坏。直到小说的结尾，并且通过文本中各式各样的要素，迷宫这一形象既维系了发现的秩序和终局，以及理解会战胜经历的混沌和歧义这一可能性，也同时侵蚀着我们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念。读者最终所能知道的一切就是：文本本身暗含在这混沌之中，并且图书馆作为这种混沌局面可能的弱化因素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一个出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既难以接近又无法阐释的文本集合。居依，同样如此，理解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