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亲爱的，”她再次开口，“告诉我……”，就这样，他们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可能关于合恩角，也可能不是。写下他们谈话的内容，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他们对彼此的一切都深谙在心，以至于说什么都无所谓，即使谈那些平庸琐碎的话题，比如怎样煎蛋饼，或伦敦哪里卖的靴子最好也没有关系，这些话一旦脱离了语境就显得索然无味，然而当时当地从他们两个口中说出来时，却蕴藏着惊人的美。因为根据自然那智慧的法则，现代精神几乎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既然一切表达都不得体，那么最普通的表达就是最得体的。所以，那些最普通的对话往往也是最诗意的，而其中诗意的部分恰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而同时又必须假定这空白中有着无以名状的丰富内涵。

他们又继续这样畅谈了几天。

“奥兰多，最亲爱的，”谢尔刚开了个头，就听到外面一阵喧哗，男管家巴斯科特进来报告说，楼下来了两位警察，呈送女王的裁决。

“带他们上来。”谢尔默丁干脆地命令道，就像在他自己的甲板上一样。他本能地背剪双手，站在火炉前。两个身穿绿色制服、腰挂警棍的警察走了进来，立正站定。行过礼后，他们递给奥兰多一份法律文件，从上面的一大堆封蜡、缎带、宣誓以及签名来看，这文件绝对无比重要。

奥兰多粗略扫了一遍，然后用右手食指指着那几条最关键的决议，读了出来。

“案子有结果了，”她说，“有些对我有利，比方说……有些则不。在土耳其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当时我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谢尔），孩子为私生子（他们说我和一个叫佩皮塔的西班牙舞女生了三个孩子），也就是说他们不能继承遗产，不错……还有性别，我是什么性别呢？”她换了一副更为庄重的语气，“我的性别被毫无争议，无可置疑地判定为（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谢尔？）女性。现在永久性归还所有财产，限为我所生的男性后嗣继承，或在未婚的情况下……”她被一长串法律术语搞得不耐烦了，说道，“不会有未婚的情况，也不会有无继承人的情况，所以后面可以不看了。”说罢，她提起笔，在帕摩尔森勋爵的签名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从这一刻起再次成为她所有头衔、房产和财产的主人。但由于打官司花费了很多钱，因此，她的财产早已所剩无几，虽然仍然身为贵族，但也已经家道中落了。

裁决的结果被广而告之后（流言的速度远快于电报），全城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人们套上各式四轮马车，但却并不载人，而只是为了在大街上来回奔跑。名为“公牛”和“雄鹿”的酒馆里演讲不断，热闹异常。全城灯火通明。金匣子严严实实地封在玻璃柜里。硬币规规矩矩压在石头下面；医院建立了起来，“老鼠和麻雀”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人们在市场上成打成打地焚烧各种土耳其女人和一些土里土气的小伙子的纸像，他们的嘴里挂着纸条，上面写着“我是卑鄙的王位觊觎者”。不久，女王米黄色的小马沿着林荫道一路跑来，召奥兰多当晚去城堡赴宴并留宿。她的桌子上再次堆满了雪片般飞来的邀请函，R伯爵夫人、Q小姐、帕摩尔森夫人、P侯爵夫人、W. E. 格拉斯通太太……纷纷恳请她到访，并提醒她，她们家族累世通好。）——凡此种种，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括号里，是因为这些对于奥兰多来说，都是过眼烟云，在她的生活里无足轻重。她略过这些，继续生活。篝火在市场上熊熊燃的时候时，她和谢尔默丁独自待在幽暗的森林里。天气和煦，头上的树枝一动不动。偶尔会有一两片金红相间的树叶悠然飘下，在空中飘荡半个小时后，才意兴阑珊地落在奥兰多的脚旁。

“给我讲讲，马尔，”她说（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如果她用他名字的首个音节称呼他，就说明她正处在一种恍惚迷离、含情脉脉、无可无不可的状态，亲密而有点慵懒，像香木在燃烧；而此时正值傍晚，却还没到为晚宴更衣的时候，可能会下一点点雨，足够让树叶青翠得闪闪发光，却不妨碍杜鹃花丛一只夜莺在啼啭，远处农场上传来两三声犬吠——这一切，我们都应该从她的声音中想象到）——“马尔，给我讲讲合恩角。”于是，谢尔默丁用树枝、枯叶和一两个空蜗牛壳在地上摆出一个小模型出来。

“假定这是北，”他说，“这是南。风大概从这里吹来。双桅帆船正向西行驶，我们刚放下后桅顶帆——你看，就在这里，长了点草的地方，船进入了洋流之中，地图上有标出来的——我的地图和指南针哪里去了？啊，谢谢，这样就行了，蜗牛壳那里就行。洋流正打在右舷上，于是我们必须扭转第二斜桅上的三角帆，要不船就要朝左舷倾斜，就是榉树叶那里，你要明白，亲爱的——”她就这样一直说，而她则字字都认真地听着，并对它们的意思心领神会——也就是说，不用他告诉她，她就能看到海浪上闪烁的微光，侧板上叮当作响的冰凌，就知道他如何在狂风中爬到桅杆顶上，在那里沉思人类的命运，又如何下来喝一杯威士忌兑苏打水，然后上岸，被一个黑女人迷住，后来幡然醒悟，设法摆脱；读帕斯卡尔，决定写哲学著作；买了一只猴子；为生命的意义所在而参与辩论；决定去挑战合恩角，等等，等等。从他的叙述中，她一下子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