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一样的地方，爱情可以在那里成长吗？感觉应该可以的吧，因为爱丽丝·芒克和鲁迪·罗森博格像是扎根在地上似的，冒着严寒和暴风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上帝允许奥斯维辛存在。因此就像有人对她说的那样，可能上帝是一个确实可靠的钟表匠。但越是恶臭的粪便上也越能长出最漂亮的花，这也是事实。所以，蒂塔边走边想，但愿上帝不是钟表匠而是园艺师。

上帝播下种子，魔鬼却用镰刀毁坏了一切。

她在想，谁能战胜这群疯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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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凯勒老师一边走向爸爸劳动的营房，一边想着下午给孩子们讲几段故事中的哪一段。有一天他会把那些关于加利利的故事收集起来集齐出版，这些故事都是他编出来用来吸引31号营房孩子的注意力的。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但是他们都身处战争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相信革命，相信会有一场正义的战争。

不久前……

他利用午饭休息时间去看他爸爸，他的工作就是给德国军队的军统水壶铆上带子。奥塔去的时候，他正在劳动营房前喝着汤。战争之前他就已经被夺去了一切，现在变老了很多，但年老的凯勒先生还没有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就在前一周就寝号响起之前，在营房深处举行的小型音乐会上，他还心血来潮、自告奋勇地唱了男高音声部。奥塔承认，虽然声音没有以前宏亮，但唱的时候还是很专业。人们开心地听他唱着。想必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老波西米亚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有点老的、退休的二线艺术家。只有少部分人知道理查德·凯勒不久前还是布拉格一位重要的企业家，是一家拥有50名员工的女性内衣工厂的老板。

尽管在工厂的资金问题上他总是很谨慎，但他的热情却永远在歌剧上面。一些企业家听说凯勒先生酷爱颤音，甚至还去上课的消息之后，都纷纷皱起了眉头。都这把年纪了！他们在俱乐部聚会的时候都会有些不屑地议论他，觉得他不是一个认真的企业家。

但对于奥塔来说却恰恰相反，他觉得爸爸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无论是高声唱还是低声吟，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歌唱。当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信使通知他们有一半人要由泰雷津被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有人尖叫，有人哭闹，还有人用拳头击打墙壁。他爸爸却低声吟唱着歌剧《弄臣》的片段，他唱的是绑架吉尔达和曼都瓦公爵被判刑的片段：Ella mi fu rapita！Parmi veder le largime……他的声音是所有声音中最低沉最甜美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渐渐地，大家的吵闹声越来越小，到最后只有他自己的声音。

凯勒先生看到他之后冲他挤了挤眼睛。工厂和家园被纳粹们没收之后，老人便在失去了它们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作为上层社会市民的尊严，现在只能挤在那个肮脏的，到处都是臭虫、跳蚤和虱子的破床铺上。但他没有失去的是内心的力量和爱开玩笑的性格。就像老凯勒对他说的，工厂生产的衣物——吊袜腰带和吊带睡衣，就是那些女人们的工作服。

爸爸正在和其他同伴在那里聊着天，议论着当天死去的人。议论最近死去的人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看到他爸爸一切都好，他便转身回31号营房去了。走的时候，他瞅了一眼其他人，囚犯们在那个时间都坐在那里端着碗吃着饭，但场面却有点凄凉：瘦弱的人们穿得像个乞丐。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看到这一幕，但是这样的场景看到的越多，越能唤醒他的犹太人意识。

时间回到少年时期，他被卡尔·马克思的教导深深地吸引，他认为国际化和共产主义是所有历史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自由理性的思想却让他找到了比答案更多的问题。曾一度有段时间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是资产阶级的儿子，调侃着无用的共产主义，是说着德语的捷克人，同时也是犹太人。纳粹们进入布拉格之后便开始驱逐犹太人。这时奥塔终于明白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古老的传统和血液把他团结到了犹太人一边而非其他人种。如果他还疑惑自己到底是谁，纳粹们负责给他的胸前缝上一个黄色的星星，为的是让他一秒钟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人生。

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为阿利亚运动培养年轻人：重返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他有点兴奋又有点悲伤地记起了那些远足旅行，每次都要带着一把吉他用来唱歌。这种“童子军”间的兄弟感情有着最原始的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大家都有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

他最开始编造的那些故事，也就是在那些个夜晚围坐在火堆前讲的一些可怕的故事。那段时间，他的意见有时会和弗雷迪·赫希的意见不谋而合。他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在31号营房能听从弗雷迪的意见他感到很自豪，对于处于羞辱洪水中的孩子们来说，自己已经变成了诺亚方舟。

大家都处在不好的时期……

但是奥塔是个乐观的人，继承了他爸爸的讽刺幽默感，而且也拒绝去想在这里待了很久之后是否还能离开这一问题。为了不去想那些糟糕的事情，他又开始想着要给孩子们讲的那个故事，因为那些故事都还没有结束，这样想象力也就不会停止，孩子们也会继续想着那些故事。

自己的梦想就是自己，奥塔想。

奥塔·凯勒，二十二岁，但是他的成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