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断；而且，钥匙（真的或假的）放在读者手中只会使他迷路；他会在一本小说里去找作者存在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而不是存在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小说艺术的全部意义便这样消失，比如说，如同那位美国教授，武装了一大兜子到哪里都可用的家什，写了一个大部头的海明威传记。

在他的解释下，海明威的全部作品由他改造成仅仅一部钥匙小说；好像是一件衣服，由他给翻了个个儿：突然间，那些书看不见了，而另一面，在衬里上，人们贪婪地观看他一生的事件（真正的或所谓的），无意义、艰难的、可笑的、平常的、傻的、庸俗的事件；作品这样被拆开了，想象出的人物被变成作者生活中的人物，传记作者发起了对作家的道德诉讼：在一个短篇小说里，有一个凶恶的母亲人物；这里海明威所诋毁的是他自己的母亲；在另一个短篇中，有一位残酷的父亲；这是海明威的报复：海明威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任医生不施麻药给他作了扁桃腺割除；在《雨中的一只猫》里，无名女人表现出对“她的自我中心的和无个性的丈夫”不满意：这是海明威的妻子哈德雷（HADLEY）在抱怨；在《夏天的人们》中女性人物身上应该看到的是道斯·巴索斯（DOSPASSOS）的妻子：海明威的确曾经想引诱她，而在短篇小说里，他低下地愚弄她，把她描写为一个人物与她做爱；在《河那边》和《树下》，一位陌生人穿过一个酒吧，他长得很丑；海明威这样描写辛格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的丑陋，刘“被这个残酷的描写所深深伤害，在小说发表三个月后去世”。如此这般，诸如此类，从一个告发到一个告发。

小说家从来都要面对这种传记的疯狂而捍卫他们自己，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看来，这一疯狂的典型代表是圣—伯夫以及他的名言：“文学与人的其余一切不是有区别，或至少说，可以分开的。”理解一部作品因而要求首先了解人，也就是，圣－伯夫明确道，知道对一定数量的问题的回答，即使它们“似乎与作品的本质相异：他对宗教如何认识？他怎样受自然场面的影响？他对于女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如何表现？他或富或穷；他的起居制度，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什么？他的恶习或弱点是什么？”这种几乎警察式的方法要求批评界，普鲁斯特评论道，“使自己被一切可能的关于作家的情报所包围，核对他的书信、询问凡是认识他的所有人……”

然而，“在所有可能的情报包围下”，圣－伯夫（SAINT－BEUVE）①做到了不承认他那个世纪任何一位伟大作家，不承认巴尔扎克，不承认司汤达，不承认波德莱尔；在研究他们的生活过程中，他注定地错失了他们的作品。因为，普鲁斯特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品。与我们表现在我们的习惯中，在社会上，在我们的缺陷中的我不相同”，“作家的自我仅仅表现在他的书中”。

普鲁斯特与圣—伯夫的论战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强调：普鲁斯特并不谴责圣－伯夫的过分夸张；他不揭露他的方法的局限性；他的评判是绝对的：这一方法对于作者的另一个自我视而不见；对他的美学意愿视而不见；与艺术不相容；反对艺术；厌恶缪斯。②––—

①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BOULOGNE—SUR—MER，1804—PARIS，1869），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②MISOMUSE，作者创造的法语中词，由词根MISO派生而成，见《小说的艺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113页）。

十二

卡夫卡的作品在法国以四卷成集出版。第二卷：叙事和叙述片断；也就是说：所有卡夫卡在他生前发表过的，加上所有人们在他抽屉里找到的：没有发表的短篇小说，没有完成的素描，第一稿，被取消或放弃的稿本。对所有这些用什么次序排列？出版商遵守两个原则：1）所有的叙事散文，不分其特点、种类、完成的程度，都置于同一水平上；2）按年代顺序排列，也就是说以其产生的年代为顺序。

所以卡夫卡自己编辑并出版的三部短篇小说集（《沉思》，《一位乡村医生》，《一名禁食冠军》）在这四卷书中不是以卡夫卡所赋予的形式被介绍；这些集就这么简单地消失了；组成它们的那些特别的散文被分散在其他的散文中（与素描、片断等等在一起），按照年代顺序；卡夫卡的800页的散文就这样成为一片流水，其中一切都化在一切之中，一片没有形式的流水，如同只有水才可能成为的那样，水流去，随它挟走好与坏，完成与未完成，强与弱，草稿与成品。

布洛德早已声称他对卡夫卡的每一个词都凝聚了“狂热的崇拜”。卡夫卡作品的出版者对于他们的作者所触摸过的一切也表现了同样的绝对崇拜。但是，我们应当理解绝对崇拜之神秘：它同时，而且命中注定，对作者的美学意愿作绝对否定。因为美学意愿既表现在作者所写之中也表现在他所取消之中。发表作者曾经取消的与对于他决定要保留的作新闻检查是同样的强奸行为。

在一部个别作品的小宇宙中作删节行之有效的，在整体作品的大宇宙中作删节同样有效。这里也同样，在总结的时刻，作者在他的美学要求指引下，经常摈除使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