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而卡夫卡却失败了。在版权的历史上，这个失败是一个转折。

布洛德在1925年写的《〈审判〉第一版跋》中，发表了那两封著名的被看作卡夫卡遗嘱的信，并解释说卡夫卡很清楚他的愿望不会如愿以偿，就算布洛德讲的是真话，这两封信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一时之冲动，关于卡夫卡作品在其身后出版的可能性（极少可能性）已在两个朋友之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德，遗嘱执行人，可以承担起全部责任，发表他认为可以的一切；这样的话，他没有任何义务把卡夫卡的意愿告诉我们，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意愿不再有效并已过时。

然而他却急于发表这些“遗嘱式”的书信，并使它们产生尽可能的反响；事实上他已经在着手创造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他的卡夫卡之谜，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部分正是这个意愿，全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作者要毁掉他的全部作品的意愿。也正是这样，卡夫卡便被刻入了公众的记忆之中。这与布洛德让我们在他编写的神话小说中所相信的一致，在小说里，没有任何差别，加尔达—卡夫卡要毁掉他所写过的一切；由于艺术上不满意？不，布洛德的卡夫卡是一位宗教思想者；请记住，加尔达不是想去宣布他的信仰，而是想“生活他的信仰”，他对于自己的写作不给予什么重视；“可怜的帮助他爬上顶峰的阶梯。”诺威—布洛德，他的朋友，拒绝服从他，因为即使加尔达所写的仅仅是些“简单的文论”，它们也可以帮助一些“在黑夜游荡的人们”，帮助他们去寻求“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

和卡夫卡的《遗嘱》一起，圣人卡夫卡—加尔达的伟大传记诞生了，与它同时的还有一个关于他的预言家布洛德的小小传说，后者以感人的正直，把他的朋友的最后的愿望公之于众，同时忏悔为了什么，以最高原则的名义（“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他决定不去服从自己的朋友。神话大编写家赢得了他的赌注。他的举动被上升到值得仿效的伟大举动之列。因为，有谁会怀疑布洛德对他的朋友的忠诚呢？谁敢怀疑卡夫卡留给人类的每句话、每个词、每个音节的价值呢？

这样，布洛德创造了不服从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样；一个对于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后意愿或泄露其最隐私的秘密的人们的裁判先例。

十五

对于没有完成的短篇和小说，我很赞成说它们使任何一位遗嘱执行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在这些重要性不相等的文稿中有三部小说：卡夫卡没有写过任何比它们更伟大的作品。但由于它们的未完成，他把它们列在失败的一栏，这丝毫没有什么不正常；一个作者很难相信一部他没有做到底的作品的价值在它完成之前已经可以让人十分清楚地看得出来。但是一位作者不可能看得出来的，可以在第三者眼里显现得清清楚楚。是的，由于这三本小说——我对它们无限欣赏——如果我处在布洛德的境地，我也可能处在可怕的尴尬之中。

谁会给我建议呢？

那个作为我们最伟大的导师的人。让我们打开《唐·吉诃德》，第一章，第七、八、九节：唐·吉诃德和桑乔在山里，听说了克利索斯托姆（CHRYSOSTOME）的故事：年轻的诗人爱上了一个牧羊女。为了能够在她身边，他把自己扮成一个牧羊人；但她并不喜欢他，于是克利索斯托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唐·吉诃德决定去看葬礼。诗人的朋友昂波罗索（AMBROSIO）主持小小的仪式。死者的遗体上盖满鲜花，旁边有写满诗的笔记本和纸。昂波罗索向众人解释说克利索斯托姆要求烧毁这些东西。

这时威瓦尔多（VIVALDO）老爷，一位好奇的人加入了送葬人的行列，加以干预：他反对认为烧毁诗稿真正地符合死者的遗愿，因为愿望应当是理智的，而这个愿望并不理智。因而最好是把他的诗献给别人，让它给那些人带来快乐、智慧、经验。没有等昂波罗索作出回答，他俯下身，拾取了离他最近的几页纸。昂波罗索对他说：“出于礼貌，老爷，我允许您保留您已经拿去的；但是以为我不会烧毁其他的，那是徒劳的。”

“出于礼貌，我允许您”：这就是说，即使死去的朋友的愿望对于我具有法律的严峻，我也不是法律的仆从，我遵守它们，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对于其他与法对立的理由视而不见，比如礼貌或对艺术的爱。所以，“我允许您保留您已经拿去的”，同时希望我的朋友原谅我。虽然如此，由于这一例外，我违反了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对于我是一个法律；我这样做，由我自己负责，我自己承担风险，我作为违反一个法律的人这样做，而不是作为否认和取消这一法律的人；所以“以为我不会烧毁其他的，那是徒劳的”。

十六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三个知名的受人欣赏的女人一起建议女人也有权被葬在先贤祠。应当想到，她们说，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而且她们马上提出了几位已经去世的伟大女性的名字，在她们看来，她们应当在那里。

无疑正确的要求；然而，有些东西使我不安：这些已死去的女性可能被人们马上转移到先贤祠①，她们不在自己丈夫的身边吗？肯定地：她曾经要求这样。那么人们把她们的丈夫怎么办？把他们也移过去吗？很难，由于不够重要，他们得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些被移走的女士将在寡妇的寂寞中渡过她们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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