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喊道：“妮娜！谢谢！”

两年以后她去世了，死于中风。有时我们会谈起弗洛拉，她一再地问起她，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玛格丽特表姐发现弗洛拉经常住在我那里。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份爱情告诉妈妈。其实，在米兰之行之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尽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老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总归亲近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相互拥抱或是彼此更亲密，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母亲住院期间已经瘫痪了，意识也几乎没有了。有一次，我带着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指甲和脚指甲，梳了头，弯下腰来亲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弗洛拉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搂住了我。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我们给她穿上了在米兰买的漂亮睡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我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都收进了一个盒子里。那盒子原本是她用来放旧照片的。弗洛拉从我后面看过来。照片中有我父亲，穿着佩戴字标志的军装，有我那几位一条腿的舅舅，宝拉姑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妮娜启。信封用透明胶带和胶水封得严严的，我们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信封里的东西我感到一阵慌乱，我能感觉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开。

信封里是四张小小的带花边黑白照片。四张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时发现它裹在一张薄绵纸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它。虽然有些破旧和褪色，可是它那么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一起拿去捐掉，而是留了下来。在这张照片上，我突然与它相遇了。有两张照片上，母亲在抽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抽烟。在她身畔，一手搂着她，也在抽着烟的，是卡拉姑妈。她穿着男式西装，衬衣，敞开的领子和领结。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搂抱着，向着镜头笑着，看上去幸福得无法形容。那是在战争中，照片肯定是宝拉姑妈拍的。背景处放着一辆儿童车，也许我正躺在里面睡觉吧。照片肯定是在她们战争期间的住所拍的，那时卡拉姑妈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认出了墙上那张画着花的画，后来它挂在我们家里，还有放在收音机上黑橡木雕的大象，那象牙是真的。现在，这木雕站在我的书桌上。

第三张照片上，母亲坐在一张沙发椅里，小女孩一样娇小。卡拉姑妈坐在扶手上，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两人凝视着对方。第四张照片上，我的母亲和我的卡拉姑妈忘情地亲吻着，闭着眼睛。

我翻过照片，在四张照片背后看到了同一句话，深棕色的墨水已经褪色，是母亲秀美的字迹：1940—1945，和卡拉在一起。我最美丽的岁月。

银婚

本和阿尔玛的银婚纪念日到了，在这个美好的傍晚他们请老朋友们一起享用美味佳肴以示庆祝。不对，这个纪念日其实早晨就已揭开序幕——本为阿尔玛买了25枝红玫瑰。本来阿尔玛最爱白颜色的花，但这个日子谁都会难以免俗地向红花妥协一回；阿尔玛赠送本的礼物是25支高希霸雪茄，本实际上更喜欢抽蒙特克里斯托1号，可是那种雪茄对这个日子来说又太便宜了。这天的早餐比平时长，少不了一些必不可少的仪式性内容，其间穿插着两口子的愉快交谈；自然也掺杂着一丝丝女主人的烦躁，因为阿尔玛为晚宴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偏偏本今天下午在历史研究所请了半天假，这非但帮不上她什么忙，反而还得添乱。

客人一共请了八位，都是些彼此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围坐在本和阿尔玛的樱桃木大餐桌旁，边聊边喝，又笑又闹，到第二天凌晨有两对儿分了手，还有一位大概将不久于人世。

可晚上8点钟，当阿尔玛最后一次扫视摆好刀叉的餐桌时，还没有人猜得到会有如此结局。她认为自己组织的庆典活动总是最完美的，哪怕饭局还没有开始，因为她的住宅是最漂亮的，而且没人能把餐桌摆放与装饰得如此艺术。这一切皆因她能将灯光调得明暗适度，整体风格既随意又优雅，阿尔玛踌躇满志地对刚进屋的本露出了微笑，本一把将她拥进怀中。

“你又把一切布置得宛如仙境，”他边说边吻了她，“没人能把灯和花摆放得这么艺术！”

是的，刚才她自己也曾这么想。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后，彼此确实熟悉得连恭维话都说不出新意了，就好像一对夫妻已不再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组成的。这会令人觉得有些累，但或许正是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起着泥灰的作用，让已经开始剥落的东西还能维系在一起。反正现在没时间想这些了，因为有人在按门铃，第一个到的不出所料还是乔纳森。

近年来乔纳森发福了，身宽体胖，微动就喘，总穿一身黑。不难看出他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