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猫像往常一样跳到飘窗的窗台，目视她从大门出去走上马路。

我给自己煎了几个蛋，忘记回收装鸡蛋的盒子，又用微波炉热了几片软培根（趁海蒂不在的时候做这些就是大错特错），而且看着电视吃：赛前的娱乐体育节目马上结束，NBA要开始了。在广告时段，我转到财经频道，因为我必须保持和华尔街新闻的紧密度。我大脑里有一个永远不睡觉的地方，那部分专注于金钱，金钱，金钱。

电闪雷鸣。整座大楼在震动。我想起正走在街上的海蒂，盼望着她赶紧忙完，快点回家。

又一声雷鸣，又一道闪电。

我祈祷老天在比赛前千万别发怒。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泰勒和她妈妈送佐伊回家。佐伊进家的时候，我还是只穿着平角裤，黑色的胸毛一览无余，她们三个像落水狗一样堵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的头发像涂了蜡似的竖在头顶，朝向四面八方，身上带着老头儿一般的胶水味儿。

“佐伊。”我说着从摇椅里跳起来，差一点儿碰洒咖啡。

“爸爸。”佐伊的眼里全是羞愧。她的父亲，半裸着，和她最好的朋友同处一室。我裹了一条人造毛的毯子，希望能一笑置之。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但是，显然这个借口不怎么样。无论如何，佐伊觉得不够好。

我确信，这是我第一次让女儿蒙羞，尽管以后有很多次。我看着佐伊拉起泰勒的手走过大厅，我听见佐伊慢慢地关上卧室门，想象着她会说的话：我爸爸就是这么一个邋遢人。“海蒂在家吗，克里斯？”詹妮弗问，她大眼睛巡视四周就是不看我。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詹妮弗是否知道那个女孩，那个带孩子的女孩。也许知道。自从她们认识以来，詹妮弗几乎知道所有的事。我把毯子裹得紧一点儿，猜测海蒂是不是也和她谈论我。反正我相信，我要是成了混蛋，詹妮弗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知道和我打得火热的同事和我还要出差的事。

“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

我看见詹妮弗手足无措地摆弄着书包带。如果她身上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换件衣服，可能算是个漂亮女人。我半信半疑地以为在医院工作的女人，衣橱里只有配着彩色丝巾的工作服和洞洞鞋。医用的洞洞鞋看起来挺舒服，我让她继续穿着，然后换上牛仔裤，怎么样？或者换上运动裤和瑜伽裤呢？

“我能做什么？”我问，礼貌但是弱智。詹妮弗，一个痛苦的离婚者，仅仅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就会对我产生反感。低能啊，这样的愚蠢和大白天穿着内裤在家里消磨时光不相上下。

她摇摇头，说：“姑娘们的事，谢谢。”

然后，她叫泰勒回家。她们走了以后，佐伊来找我，她年幼的眼睛里充斥着厌恶，对我说：“真的，爸爸。平角裤？现在十一点了。”说完，她回自己的卧室砰地关上门。

太棒了，我想，堪称完美。相比出去追无家可归的女孩的海蒂，我才是那个愚蠢至极的人。

海 蒂

我不知道她喝不喝咖啡，反正我替她点了一杯摩卡，额外加了奶油。在糟糕的日子里，摩卡是公认的最好的提神饮料。我还买了肉桂饼，怕她不喜欢肉桂或者烤饼，我又买了一个“非常浆果”咖啡蛋糕。然后在周日清晨寂静的街道上一路小跑，我架着胳膊，准备随时推开挡住我的人。

雨一直下。四月的天空既昏暗又沉闷。街道上遍布水坑，出租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水珠腾空飞舞。已经十点多了，车灯亮着，但是路灯被人为地关掉了，标志着已经从黑夜转到白天。我打着雨伞，头发没湿，但是下半身被汽车溅起的水花浸透了。雨像瀑布似的从天而降，我边走边唱：倾盆大雨，大雨倾盆，雨瓢泼。

她就在和我约定的地方——富勒顿站台上。她上下颠着可怜的露比走来走去，露比水淋淋的，撕心裂肺地号叫。旁观的人们绕开她们，宁愿用命去迎接即将进站的列车，也不愿意对杨柳伸出援助之手。一夜间，小姑娘杨柳长到了三十岁，脸上的表情像个中年妇女：扎眼的皱纹和眼袋，眼里充满血丝。她被路上的裂缝绊了一下，然后粗暴地把露比甩上肩膀，近乎绝情地拍着她的后背。“嘘……嘘。”她说着，既不温和也不平静。她真正想说的应该是“闭嘴！闭嘴！闭嘴！”

她们愤怒地较量着，这是佐伊小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佐伊整夜哭吵得我不能睡觉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不失控。我本身对产后抑郁症没什么体会，但是媒体总是挖掘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无端闯入的想法导致女人情绪不稳定，乃至心智失常。我知道有些女人遗弃新生儿是因为害怕伤害他们，但是她们没有想要做点什么去避免伤害。我称赞杨柳没有把露比放在教堂或者收容所门口的台阶上，我夸她没有真的对露比说出“闭嘴”这样的话。我看到的是一个坚毅的女孩，她比我知道的多数成年女人更有魄力。她没有像我妈妈那样对着电话抱怨，也没有像我那样有克里斯从怀里抢走歇斯底里的佐伊。我已经受了一天的折磨，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知道怎么熬过做妈妈的第一年（现在面对一个十二岁女孩的困惑，我才明白新生儿带来的混乱也没那么糟）。

“我给你带了咖啡。”我从她背后闪出来，把她吓了一跳。咖啡好像真的是万能的，把她从露宿街头的生活中带走，给她瘦弱的身体带来营养。她摇摇欲坠，两条腿完全不堪重负的样子。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