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我。但是我想知道某人把杨柳的头打出瘀青的时候警察在哪里，某个好色之徒趴在她身上的时候警察又在哪里。露比出生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吗？深夜，某条漆黑的胡同里，她蜷缩在生锈的逃生梯和滴水的空调机下面，挨着老鼠泛滥的垃圾桶，背靠在涂鸦覆盖的砖墙上嘶喊，但城市的喧嚣淹没了她。

我的脑子里总浮现杨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胡同里生下露比的画面。我坐在皮椅里，露比在我的腿上睡得香甜，杨柳坐在窗边默默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我倒回四个月前，三月、二月、一月、十二月。露比应该出生在十二月。我想象着：泥泞的脏雪；噬骨的寒冷，生产时涌出的鲜血落地成冰。

她妈妈在哪儿？

她妈妈为什么没有护着她远离这可怕的命运？

我发现自己开始观察杨柳，她的头发垂在前面，挡住昏昏欲睡的眼睛，她的皮肤在春寒中渐渐滋润。她不算高，大概比我矮15厘米，所以我可以俯视她。她紧贴头皮的发根是黄褐色的，没有沾染红色的染膏。

我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摸她发炎的耳洞，她的耳垂红肿干裂。她迅速地避开，脸色发白，好像我掴了她耳光似的。

“对不起，”我惊呼，抽回自己的手，“对不起，我不是……”我张口结舌，定定神以后又试探性地说：“我们应该处理一下。也许上一点儿消炎药膏就可以了。”我知道，露比一直不退烧，加上这个，我们应该尽快去看医生。

过了一会儿，杨柳忐忑不安地问我借《清秀佳人》，我当然说可以，她拿着书回到克里斯的工作室去看。我看见她把旧书贴在胸口上，我不知道这本书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书中的文字像《圣经》一样刻在她的脑子里。我可以问她，我可以问杨柳书的事，但是我想她会像穿山甲一样地蜷成一个球，躲进她的保护壳里。

我从皮椅里站起来，拿着我的电脑坐在餐桌旁，接了一杯咖啡。然后把露比裹在毯子里，放在我的腿上。我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几个字：虐待儿童。

我这才知道美国每年有超过一千名儿童死于虐待或者是看护人的失责。每年由教师、地方政府、朋友、邻居，或者经常接到匿名举报电话的儿童服务中心报告的虐待儿童事件超过三百万例。虐童可能造成的身体伤害包括：瘀血、骨折，需要接受手术缝合的伤口，骨髓、大脑、脖颈受损，二三级的烧伤。即便是最年轻的受害者也可能产生抑郁、胆怯、反社会、饮食失调或自杀等后遗症，甚至从此开始从事色情活动，而且会……我的眼睛看着屏幕，我的大脑在勾勒杨柳的样子，在想象胎儿露比在她的子宫里的成长过程。受过虐待的人更容易依赖酒精和药物，更容易出现不法行为，在学校表现要比同龄没有受虐待的儿童差。

谁是孩子的父亲？我思考着，接了第二杯咖啡，加上奶精。

情人？男朋友？品行不端的老师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和权威引诱学生，或者只是和蔼一笑、一个亲切的举动就让学生自投罗网了？抑或是她自己的父亲？邻居？兄弟？

我突然想起马修，她的哥哥马修，那个和她一起看《清秀佳人》的人。

马修是孩子的父亲吗？

杨柳的脚步声把我拉了回来，我迅速地扣上电脑，这样她就不会看见分散在屏幕上的字了：殴打、调戏、性侵犯。我站起来，呼吸急促，双手放在屁股上，摆出一副轻松完工的样子。她问我能不能看电视，我说可以，只要她不把声音开大就没问题。我看着她坐进皮椅，打开电视，调到《芝麻街》。那是佐伊长到四五岁时就不再看的儿童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稀奇古怪的，我真不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

换个角度说，我对杨柳的关心开始莫名其妙地削减了，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露比身上。上网调查虐童事件演变成对买摇椅的渴望，我不再想杨柳额头上的瘀青，更多地在考虑婴儿需要摇晃，我要抱着露比坐在飘窗前看雨滴垂落，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克里斯

一晚变成两晚。

接着就是两晚增加到三晚。

这事稀里糊涂地就成真了。我下班回家，准备告诉海蒂她该离开了。我已经筹划好了，给女孩50美元，不，是100美元。这足够她用一阵子了。

我给她标出城里庇护所的位置，这样海蒂就知道我尽力了。

我会亲自送她。看着她走进庇护所，确定他们接收婴儿。

我在脑子里想好了要和海蒂说的话。回家的路上，我在笔记本上标好顺序，在晃晃悠悠的列车上写出的字就像蜘蛛爬的一样。从富勒顿车站往外走的时候，我又润色了一遍。我们要表现得很大度。我得说，给够她了，给她配齐了所有的必需品。

我会凝视着海蒂失魂的棕色眼睛，让她理解这是必须的。我要圆滑加细致，我要用佐伊当理由。

佐伊会以为你比关心她更关心杨柳。

然后她自己就明白了。如果我用佐伊当挡箭牌，海蒂会明白的。

但是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即使最如意的安排设计，结局也往往出其不意。

在原本宁静的夜晚，当头顶的惊雷响起的时候，我离家不到一个街区，密集的冷雨倾盆而下。云层像煤渣墙一样在城市的上空翻滚。我感觉到温度急剧下降，从白天的12.7摄氏度降到了夜间的1摄氏度，我跑了起来。

如果我在这样一个雨季把女孩送走，是不是太残忍了？我猜，我迈进自己的家门，抖掉衣服和头发上的水珠时海蒂肯定会这么说。

我进家，看见女孩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