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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清晨的时间留给自己喜欢的小说创作。几年来,他一直在创作一部小说,那是他的孩子,他的心肝宝贝,他希望有一天它能被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我零星地读过一些内容,很不错。那是他喝了三四杯红酒之后,禁不住我的请求和恭维,卖给我的一个面子。我看过的部分确实不错。所以我雇他在我们的非营利性网站做文字编辑,帮助我制作宣传册,编写年度申请。写申请的那些日子,格雷汉姆陪着我熬夜,顺便干掉一两瓶我新近喜欢上的雷司令。半夜,我醉醺醺、晃悠悠地回家,感觉不到克里斯有半点的猜忌,如果换成我,一定少不了些许醋意。
当我脑子不清醒、逼着克里斯承认的时候,他说:“有什么可猜疑的?”接下来的话最伤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你会成为他的菜。”我记得他扬扬自得的表情和大声说出这句话时的自信。
我花了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没琢磨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格雷汉姆的菜,意味着我不是那些时常在他的床上、让我们共用的一堵墙咚咚响个不停、震得墙边架子上易碎的小玩意摇摇欲坠的迷人的、性感的女人。克里斯是这个意思吗?我对格雷汉姆来说还不够好?我是什么,我是隔壁一个被岁月摧残的女人,一个头发由棕色渐变成灰白色,皮肤打着褶皱的女人。我是朋友、红颜知己、密友,但是仅此而已。
或许,克里斯的真正意思是“女人”不是格雷汉姆的菜,他更喜欢男人。
我无从知晓。但是现在,坐在他的对面,我想,如果有另一种生活,在某一个平行的空间里,他会不会把我当作邻家女以外的人呢?
但是,我心里大部分装的还是杨柳,她正在浴室里抚摸自己外形受损的胸部。牙印,人类的牙印。
她出来了,好像受到我内心的召唤一般,站在走廊里。格雷汉姆转眼看向她,报以最让人销魂的笑容和礼貌的问候。杨柳什么也没说。我看出来她想要逃跑,但是她笑了,温暖热情,特别的友善。她以微笑作为回应。
格雷汉姆这淡淡的笑而不是满脸堆笑实在罕见。
“杨柳,”我说,“这位是格雷汉姆,我们的邻居。”格雷汉姆说:“你好。”
“你好,”杨柳说,“她醒了?”她问婴儿。我说是的。
杨柳问还有没有牙膏,我指给她看走廊尽头的储物柜。她一走开,格雷汉姆就转过身,好奇地看着我,仿佛从我这里获得了下一部小说的灵感似的,说道:“快讲讲。”他迅速把我腿上的婴儿和在储物柜里寻找牙膏的十几岁女孩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并排坐在“L”线列车上,这次是我们一起向北,婴儿被列车晃得迷迷糊糊的。阳光刺眼,建筑物一闪而过,它们的颜色和形状模糊不清,红色的砖房被扯进钢筋水泥的金属框里。车上人很多,我和杨柳挤坐在一起,腿贴着腿,她本能地往边上移了移。亲近让她感到不安,更多的是痛苦。她的表情和畏缩,让我觉得和她离得太近就像扇她的脸一样让她痛苦。毫不夸张地说,她喜欢和人保持一臂的距离,这是一个扩大的个人区域。在这个距离里,她不去碰别人,也许更重要的是,她不会被别人碰到。
她不喜欢被碰到。指尖的轻微触碰也会让她退缩。即便是眼神的碰撞,她也尽可能地回避。
我用余光看着她挡着脸的怪发型,猜测有这种表现的人是受过虐待还是虐待了别人?她深色忧郁的眼睛和她斜眼看克里斯、佐伊和我的方式,是受虐的结果还是她行为不端的体现?我和其他人一样观察着身边的女孩和她腿上的婴儿。婴儿的眼睛四处游走,她的意识飘出拥挤的车厢。在远方,我用一根手指偷偷地拨弄婴儿的脚,杨柳看不见。
他们看出什么我没看出来的东西吗?
难道他们有的疑惑是我没想到的?或者,我想到了,但是那是杨柳的禁地。我选择淡化,就像我淡化内衣上的血迹一样,对她的话信以为真,不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流鼻血。”她说的。
然而,和我们一起住的日子里,她的鼻子没有出过血。
我们坐车去湖景区不需要预约的诊所。婴儿的发热症状时隐时现,随时有可能凶险地出击。退烧药只能起到暂时舒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发烧的原因,找到让她一连好几个小时苦不堪言的根源。
不能找给佐伊看病的儿科医生,我心知肚明,这样会有麻烦。只能是自费的随诊诊所。这样稳妥些,稳妥些好。
下车后,我们徒步走过一两个街区到了拐角处的诊所。这正是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候,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小汽车鸣着喇叭,便道上架着跳板,拉着警戒线,四月的雨浇灌出无数个小湖。路上的行人绕开警戒区,迎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司机使劲地按着喇叭。
杨柳把婴儿兜在外衣里,军绿色的外衣,露着一块粉色的毛毯。这让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她们两个在富勒顿车站徘徊时的情景。我要求抱一会儿孩子,但是杨柳看了我一眼拒绝了。“不用,谢谢。”她说。但是我只听到否定,拒绝。我的脸红了,我感到很尴尬。
我克制着。等我们走到诊所的门廊下,在两道玻璃门之间,我一把抢过婴儿。速度之快让她没时间反应,她没有能力反应,因为门那边的人可以看见。然后我说:“我们得说她是我的孩子,这样更可信,问题会少一点儿。”我推开第二道玻璃门走进大厅,没等她。
杨柳被落在后面,和我距离半步或是更远。她盯着我,冰蓝色的眼睛里燃起的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