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我们走了。我知道约瑟夫去上班了，知道艾萨克放学以后通常要去打工，但我还是担心。米利亚姆呢？哦，我在的时候她都不知道，我走了她也不会知道。就算这样，我还是害怕。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告诉马修我不想走呢？非常简单。我真的想走。我害怕，但同时也很兴奋。我很长时间没有走出那所房子了。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六年来，我最大的愿望是爸爸妈妈活过来；第二个愿望是把莉莉接回来，我的莉莉；第三个愿望就是走出去。六年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马修，我从没那么信任过一个人，比对安布尔·阿德勒夫人还信任。她曾经和警察一起到奥加拉拉的家通知莉莉和我，我们的亲人死了。她一脸真诚，跪在复合地板上，带着最善良的微笑对我承诺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归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说谎。她也认为她兑现了承诺。

但是马修不一样。如果马修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如果他说没人能伤害我，就是没人能伤害我。可是这不代表当我们从蓝白相间的汽车换上另一辆车，然后再换上另一辆车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我使劲地回忆有关妈妈的点点滴滴（达尔夫人和她的牛，妈妈做的香蕉蛋黄酱三明治的味道，还有她不管吃什么总是先咬掉外面的皮，留着里面的馅——她称它们为“内脏”——的吃相），因为这样可以打消那些把我吓得半死的想法。

“我爱你就像香蕉爱蛋黄酱。”她说。看着她顶着蜂窝式的发髻，穿着黑色的直筒连衣裙在我们的家里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只会摇着头哈哈大笑。

我在公交车的沿线上看见了像奥加拉拉公寓一样的建筑物，用红色的压制黏土砖搭建的矮房子分散在黄褐色的草地上，还有一片同样大的停车场。我听见风从路旁的电线空隙中钻进敞开的车窗里，嗡嗡作响。我们穿过贫民区，两旁尽是简陋的用木板封住的破房；我看见堆着破车的场地和长相粗野的人在坑坑洼洼的便道上闲逛，无所事事地闲逛；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路边荒芜的草坪裸露着一块块的土地；几乎没有叶子的棕色灌木跌跌撞撞地扑向地面。

我们路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里面有的车辆支离破碎。我问马修这些车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废弃汽车场。我又问他用没有轱辘和门的车能干什么？

“用他们的零件。”他说。留给我自己想没有好的车轮和车门的车能做什么？我不自觉地开始寻找爸爸妈妈的蓝鸟：翻了个儿的车、撞烂的机器盖、破碎的前灯、耷拉在门边的镜子、悬在半空被挤扁的保险杠和挡泥板。当然这是我的想象。自从看了那张报纸的头版“I-80公路交通事故导致两人死亡”之后那些年，这幅画面一直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