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没有提爸爸和妈妈的名字，称他们为“伤亡人员”，那时我还看不懂这个词。

“我们去哪儿？”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询问。

他的嘴边挂着微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天马修带你去哪儿了？” 露易丝·弗洛雷斯问。我想起马修生活的那所房子，还有和我在一起的那些年。那些年约瑟夫一直把我关在那所房子里，我不知道马修怎么看，他只是一个小孩，约瑟夫又是他爸爸，也许他根本没在意，根本没感觉到一丁点的奇怪。毕竟，那时和约瑟夫还有米利亚姆一起生活在那所房子里是件正常的事。只有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才意识到我被囚禁了，那是个错误。我猜也许马修和我一样。当马修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米利亚姆进进出出，也从来没见过我离开。

而且，约瑟夫说没人会相信我，没有一个人。这是他诅咒我的话。那时我还是个小孩，一个没人——任何人——除了他和米利亚姆会要的小孩。

“他带你去哪儿了？”弗洛雷斯夫人又问了一遍。我说：“动物园。”

“动物园？”她问，好像她有无数多的其他选择。

我回答：“是的，夫人。”脸上挂着花儿一样的笑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再没有人带我去过什么地方。

动物园。以前，我曾经去过林肯的一个小动物园，但是我们没去过奥马哈。那天我们看见了羚羊、美洲豹、大猩猩和犀牛。我们坐火车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沙漠的大圆顶屋子。在动物园里，马修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我身上，还给我买了爆米花！

尽管我还是有一点儿害怕人群，但是我分分秒秒地陶醉其中。很多很多人，那时我从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所知道的人的总和就是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人，他们分为三类：好人、坏人和其他人。不是因为我多年没有走出奥马哈，而是因为我接触的人不多，除了随时可见的约瑟夫、米利亚姆、艾萨克和马修之外，就是每隔六个月左右见一次的安布尔·阿德勒夫人。我注视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我一遍遍地猜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也许，他们是其他人。

马修一直紧握着我的手没有放开。和马修在一起，我觉得安全，虽然我知道迟早得回家，回到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里，但是好像马修能保护我似的。事实上，不是迟早，而是很快，马修说我们不能冒险，必须在约瑟夫回家前到家，不能让他觉察到我们出去了。

马修说，否则约瑟夫会发怒，以致彻底地疯狂。

当天晚上我梦见了羚羊。一群在非洲大草原上奔驰的羚羊。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就像我盼望自己能做到的那样。

海 蒂

杨柳走进我的卧室道晚安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床上了。她的声音和往常一样焦虑不安。佐伊在我的床上看情景喜剧，每当台词里出现“混蛋”“去死吧”一类的字眼或者是情侣间浪漫的亲吻时，我的心就抽搐一下。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告别迪士尼频道，看上这个的。我十二岁大的女儿到了看这个的年龄了吗？她能理解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性暗示和成人幽默吗？

她只是茫然地盯着屏幕：停车场里有一块冰，一个男人不慎摔倒，屁股着地，手里的一盒鸡蛋嗖地蹿上天，观众哄堂大笑。可是佐伊没笑。

杨柳进来的时候，她转头看了一眼杨柳，温暖的棕色眼睛却发出冷冷的光。

她夺过遥控器，把音量开大，试图压过杨柳气若游丝的声音。

佐伊在和我怄气。她嫌我突发奇想地带杨柳和婴儿去看病而忘了接她回家。足球训练结束后，她等了我一个小时，或许更长。教练给我打电话——后来又打了一次——提醒我他和我的女儿在埃尔福特公园等。芝加哥的太阳落下了地平线，越来越低。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她的队友早就走了，教练的态度冷淡而且急躁。尽管我无数次地道歉时他勉强笑着说没事。

我们直接回家，佐伊既不和我说一句话，也不和杨柳说话。她洗完澡爬上床，说想自己待着。这个，当然，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我从她空洞的眼神和阴沉的表情里看出来她恨我，就像她恨大多数东西一样。我已经把“我”和数学作业、豆子、碎嘴的代课老师一起列进了她憎恶的名单里，不断地补充，无穷无尽。

与此相反的是婴儿，她一脸笑容。咧开嘴的欢笑和动听的咿咿呀呀像轻快的摇篮曲一样充满房间。我贪婪地搂紧她，不想与任何人分享。她刚一开始在我的胸前寻觅，我就悄悄地溜进厨房准备好了一瓶奶。既没征求杨柳的意见，也没知会她。如果我问她要不要喂孩子，她可能会要求自己做，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放弃婴儿，必须把孩子交给她照料，那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站在厨房的阴影里喂露比喝奶，一边挠着她可爱的小脚丫，一边用一块厚的擦碗布擦掉她嘴边溢出来的奶水。奶水顺着她的下巴流，弯弯曲曲的像两道花边。

“她该吃药了，夫人。”杨柳说，她突然出现在厨房里，宛如划破寂静夜空的一道闪电。我被逮住了，被抓了一个正着。当场擒获，就是这个意思。

她的话本身是温和的，但是她的眼神却刺穿了我，在那儿，在厨房里；她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突然间对杨柳心生畏惧，我怕她伤害我，怕她伤害孩子。

她的形象再一次在我眼前彻底改变：喜欢热巧克力、无依无靠的女孩，十几岁、千方百计潜入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