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子爬上墙，一个毫无特征的形状，苍白的月光从青灰色的窗帘缝里渗进来。我一直讨厌这个窗帘，皱巴巴的，褶子太多。我把自己想象成名人或者某种形象的替身：简·奥斯汀或者贝多芬，或者没用的挡泥板女孩。她们美化了大型的设备和农夫的卡车，那些女孩长着沙漏一样的身材和丰满的胸脯。

我扶着墙稳定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呼吸，这样就不会惊动杨柳。我尽量屏住呼吸，搞得自己头晕眼花。

这间屋里也有一个挂钟，红色的数字从2:21变成了4:18。转眼之间，我蹭到沙发床的床脚，我想给婴儿盖上绒毯，想挪动她，从杨柳身边挪开几厘米或者多一点儿，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她会被憋死或者压扁。

我想抱起她，带她离开这间屋子。

但是我不能。

因为那样杨柳就发现了。

那样，她可能会离开。

杨 柳

在这里，我们都穿着背后缝着“青少年”字样的橘色连体服；住在砖房里，两个人一间，睡双层的金属床；我们的房间和走廊隔着坚硬的栅栏，看守是长得像男人一样强悍的女人，整夜在水泥地上巡视；我们用有缺口的餐盘盛肉类、面包、水果、蔬菜和一瓶牛奶，然后围坐在餐厅的长条桌旁一起吃饭。

这和从垃圾里捡食物、露宿街头比起来还真的不算差。

我的室友是个女孩，她告诉我她叫迪娃，但是看守叫她谢尔比。她的头发是紫红色的，眉毛却是棕色的。她唱歌，不停地唱，整夜整夜地唱。看守和其他的狱友命令她闭嘴，说会用袜子堵住她的嘴，以及闭上她的臭嘴，等等，总之各种谩骂声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传过来。我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像我一样被关在金属栅栏里。她坐在水泥地上，因为她认准了床上有陷阱，说：“你最好不要知道。”我只好自己琢磨。

她十五岁，也许十六岁，和我同龄。她的身上有各式各样的穿孔：嘴唇上、鼻子上、耳朵上。她伸出舌头让我看那上面的洞，告诉我当时她的舌头肿得有两个那么厚，好几天都不能说话，她知道有个女孩的舌头被扯成了两半。她说她的乳头和肚脐上也有洞。她还提起在橘色连体服里面的一些洞，告诉我在被关进监狱前，看守看着她取下了挂在外阴上的“J”形环，然后低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同性恋。”

我尴尬地别过头。她开始唱歌。有人让她闭嘴。她唱的声音更大了，跑调且刺耳，就像货车紧急刹车时发出的声音。

看守来提审我。她给我戴上手铐，拽着我的胳膊走进那间摆着金属桌的冷屋子。露易丝·弗洛雷斯在墙角望着窗外，背对我。她穿着一件起了球的烟色羊毛衫，黑色的裤子。桌子上摆着一杯茶，还有给我的果汁。

“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