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野蛮屠杀’；说他们‘不会用更深的野蛮去回击野蛮’；宣称要‘用文明对抗我们的野蛮，用秩序回击我们的混乱’……最可气的是，他们声称允许平民撤离，是为了展示所谓‘更高姿态’和‘力量’。”

女王接过稿纸，快速扫过那些整齐的打字机字母。

她的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毫无血色的线。目光在“生存空间”、“谈判筹码”、“我们自己的意志”这些短语上停留。

“傲慢。”她喃喃道，声音轻得像叹息，“令人作呕的、猴学人样的傲慢……但又不仅仅是傲慢。”

她的手指忽然停在了中间某一段。关于“不再是被驱赶和屠戮的对象”，关于“拥有力量、并选择以更高姿态行使力量的民族”。这段话下面，外交部的译员用铅笔做了个小注：“此段逻辑与修辞风格，疑似受过系统古典教育，或背后有智囊。”

女王抬起头，目光穿过首相，仿佛在凝视某个看不见的对手：“首相，我问你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命令远东舰队，去追击那些正在撤离的平民船队，或者让驻孟买的空军中队，去轰炸那些沿着海岸线蹒跚的难民……《泰晤士报》的读者，巴黎沙龙的知识分子，甚至我们自己在曼彻斯特的工人，会怎么评价维多利亚？”

斯宾塞一愣，随即挺直腰板：“那当然是维护帝国威严的必要震慑！让那些蛮族和全世界看看，挑战狮子会付出什么代价——”

“不。”女王把稿纸丢开，像是扔掉一块烫手的炭。她靠回沙发背，闭上了眼睛，长久的沉默后，才低声说，“他们会说：看，维多利亚人果然比蛮族更野蛮。他们会把那个萨卡兹头子的话，当成先知预言来验证。巴黎的报纸会欢呼：‘瞧！野蛮的不是拿长矛的人，而是握火枪的人！’柏林的哲学会撰文论述‘殖民主义本质的自我揭露’。”

她睁开眼，目光疲惫但冰冷地清醒，“那个怪物……他在给我们设一个精妙的修辞陷阱。他在逼我们做出最丑陋、最本能的反应，好让他的谎言，在旁观者眼中变成真相。”

斯宾塞张了张嘴，喉结滚动，却没能立刻说出话来。

他擅长的是煽动选区情绪、议会党派斗争和殖民利益分肥，不是这种弯弯绕绕的、心理与话语层面的精密算计。

他忽然感到一阵无力——敌人不仅在战场上诡异，在宣传战上也如此刁钻。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他的气势弱了下去，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不确定。

女王没有立刻回答。她重新望向窗外。雾开始散了点，像舞台幕布缓缓拉开，露出伦敦灰蒙蒙的、令人压抑的天空。

远处街道上，人群聚集的嘈杂声越来越大。她能看到模糊的人影举着标语牌，听到断续的、被风撕碎的口号声：“问责！”“耻辱！”“要真相！”愤怒正在街头酝酿、发酵，随时可能变成冲向唐宁街或白金汉宫的洪流。

壁炉上的镀金时钟滴答走着，每一声都敲在神经上。

“先处理报纸。”她最终说，声音恢复了那种惯常的、略带刻板的权威感，那是她加冕二十三年练就的面具，“召《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的主编进宫。不是以女王的名义，以你的首相名义。下午三点，在白厅会议室。”

她停顿，苍白的指尖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寻找着精准的词句，如同将军部署兵力：

“，伦蒂尼姆陷落可以报道，但基调必须扭转。要强调我军将士的英勇——在面对‘非人超自然力量’和‘卑劣偷袭’时的牺牲精神。要详细描写个别部队死战不退的案例，最好有幸存者的感人叙述。阵亡数字不要突出，要淡化处理，重点放在‘悲壮’而非‘惨败’。”

“那个‘宣言’，可以全文刊登——既然他们想要传播，我们就帮他们传播。但必须在旁边配上重量级评论，占据更多版面。找牛津的古典学教授、皇家学会的院士、甚至坎特伯雷大主教办公室的人来写。从哲学上批驳这是‘野蛮对文明词汇的拙劣剽窃’；从历史上论证‘所有试图模仿文明的蛮族最终都回归血腥’；从神学角度谴责‘背离上帝秩序的狂妄’。”

她越说越快，思路在愤怒和现实政治的夹缝中逐渐清晰，如同破雾船找到了航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引导舆论的焦点。从明天开始，各大报纸的国际版必须扩容。多报道高卢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新镇压行动，细节要血腥；报道普鲁士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军事集结，暗示其对欧陆平衡的威胁；报道俄国在黑海舰队的最新动向，以及其对君士坦丁堡的野心。要让读者觉得，伦蒂尼姆只是帝国面临的众多挑战中的一个，是一个‘意外的、局部的挫折’，而不是唯一的、致命的、预示帝国衰落的失败。”

斯宾塞迅速在小本子上记着，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这需要协调，陛下，需要时间与各报社老板、编辑私下沟通，需要内阁新闻办公室起草背景材料——”

“你只有今天。”

女王站起身，这个动作明确表示会见到此结束，“傍晚六点前，我要看到三份主要报纸的明日头版清样，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让枢密院书记官准备一份议会声明稿……以我的名义。基调是：哀悼、坚定、展望。哀悼将士，坚定帝国使命不动摇，展望与‘其他文明力量’合作应对‘大陆新兴挑战’。措辞要含蓄，但懂的人自然懂。”

首相深深鞠躬，几乎有些踉跄地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