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上，几乎可以因为任何事情起诉他们。不过，当地的执法机关一般都懒得这么做，而是直接将违规者扫地出门。我们俩没事可干，收容所的房间舒服得很。我们两人睡一间，“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也就是说，一个睡木板，另一个睡地上，上面铺着草荐，毯子也够盖，尽管有点脏，但没虫子。吃的和罗姆顿一样，只不过茶代替了可可。收容所所长会以半便士的价格卖给我们一大杯茶（这当然是违法的），这样早上我们就能多喝点茶。我们每人还分到了一大块面包和奶酪，准备带走当午饭吃。

我们抵达伦敦时，救世军寄宿所还有八个小时才开门。说来也怪，我竟会对周遭的一切置若罔闻。我到过伦敦无数次了，但直到那天，我才注意到伦敦最大的缺陷——想找个坐的地方都得花钱。在巴黎，如果你没钱，又找不到公共长椅的话，只管坐在马路边上好了。在伦敦，天知道坐在马路边上会有什么后果，很有可能是被抓去蹲班房。到四点时，我们已站了五个小时，因为长时间踩在坚硬的石板上，脚胀得通红。我们饥肠辘辘，因为刚离开收容所就把发的东西吃掉了，我的烟也抽完了，不过这对于帕迪来说是小事一桩，他拣烟头抽。我们到两家教堂去试试运气，结果都没开门。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公共图书馆，但发现里面没有座位。抱着最后的希望，帕迪提议我们去罗顿之家[1]试试。按规定，七点前他们不会放我们进去，但可以偷偷溜进去。我们走到气势宏伟的大门前（罗顿之家确实气势非凡），故作轻松，努力装得像是常住的房客。我们刚要大摇大摆往里闯，一个在门口晃悠的尖脸男人拦住了我们，显然他是这里管事的。

“你们俩昨晚住在这里吗？”

“没有。”

“那就给我快滚。”

我们只能退出去，在街角又站了两小时。这滋味可不太好受，但我以后不会再用“街角闲人”的说法了，所以这也算是有所收获吧。

六点时，我们去了救世军寄宿所。我们要等到八点才能订床位，而且也不确定到时有没有空床，但有一个军官——他叫我们“兄弟”——同意放我们进去，条件是我们得付两杯茶的钱。寄宿所的大厅刷得很白，像个谷仓，空空荡荡，令人压抑，而且没有生火。两百个穿戴还算整齐，看起来不太会惹是生非的人挤坐在长条木椅上。一两个身着制服的军官来回巡视。墙上挂着布思将军[2]的画像，还有禁止做饭、喝酒、吐痰、骂人、吵架和赌博的告示。为了举个例子，我把其中一个告示逐字逐句抄了下来：

任何人被抓到赌博或玩牌，一律驱逐，绝不宽恕。

举报赌博、玩牌且消息属实者有奖。

当值军官要求全体住客协助保持住宿地远离赌博这一罪大恶极的陋习。

“赌博或玩牌”，这个短语真有意思。

在我看来，救世军寄宿所虽然干净，但远比最差的寄宿所还乏味。这儿有些人给人种强烈的绝望感，他们外表体面，实则已经落魄得把衬衣也当掉了，却仍在找坐办公室的工作。为了保住颜面，住进还算干净的救世军寄宿所是他们最后的挣扎。我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两个外国人，衣衫褴褛，但却难掩绅士风范。他们在玩口头国际象棋，根本没写下棋步。其中一个是瞎子。我听见他们说已经攒了很长时间钱，要买一副半克朗[3]的棋盘，却始终没买成。到处都是失业的小职员，他们面色苍白、郁郁寡欢。这群人中，有个又高又瘦、脸色惨白的小伙儿，正激动地说着话。他手握拳头，敲着桌子，夸张且亢奋地自吹自擂。当值的军官走远后，他突然开始咒骂起来，着实令人震惊：

“我跟你们说，哥们儿，明儿我就能得到那份工作。你们这些家伙真他妈低声下气，我可不像你们，我能照顾好自己。看看那个□□的告示吧！‘上帝会保佑你！’该死的上帝还真没少保佑我，我可不会再信□□的上帝。你们瞧着吧，哥们儿，我就快得到那份工作了。”等等之类的。

我看着他，被他说话时的疯狂和激动所震惊，他似乎已经歇斯底里，又或许是喝多了。一小时后，我走进了一个和大厅分隔开来的小房间，那是给人读书的地方，但里面没有书也没有报纸，因此很少有住客去。开门时，我看见刚才说话的那个小伙儿一个人在里面，正跪着祈祷。把门关上之前，我刚好看见他的脸，上面写满了痛苦。看到这一神情，我恍然大悟，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床铺收费八便士，我和帕迪还剩下五便士，我们便把钱花在了“酒吧”里，这里的食物比较便宜，虽然不如一些公共寄宿所便宜。茶水好像是拿茶渣泡的，我猜是人们捐给救世军的，不过他们一杯茶就要卖三个半便士，味道还很差。十点钟的时候，一个军官吹着哨子在大厅里转了一圈，大家很快都站了起来。

“这是干嘛？”我吓了一大跳，向帕迪问道。

“那说明你得去睡觉了，而且动作得利索一点。”

在军官的命令下，全部两百号人像绵羊一样听话，成群结队地去睡觉了。

宿舍是个很大的阁楼，像间营房，里面有六七十张床。床很干净，也还算舒服，就是很窄，而且床与床之间挨得太近，呼气的时候直接就呼到旁边那人脸上去了。房间里睡了两个军官，以防止熄灯后有人抽烟或说话。我和帕迪几乎一夜没合眼，因为不远处有个神经有毛病的人，可能是患有弹震症[4]，时不时就会喊一声“皮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