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会招来盘问。我们刚在收容所排成一排接受搜查，所长就叫了我的名字。他年约四十，严肃生硬，有副军人派头，看上去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专横，但说起话来像老兵一样粗哑。他严厉问道：

“你们谁叫布兰克？”（我忘了我写的是什么名字了）

“是我，先生。”

“这么说你是个记者？”

“是的，先生。”我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他再多问几个问题我就要穿帮了，那可能意味着要坐牢。但所长只是从上至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这么说，你是个有教养的人？”

“我想是的。”

他又看了我很久。“那你可真他妈不走运，先生。”他说，“真他妈不走运。”打那以后，他便对我另眼相待，偏爱中甚至带有一丝尊敬。他没有搜我的身，在浴室里竟还给了我一条干净的毛巾独自使用，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在一个老兵的耳里，“有教养的人”一词竟会如此奏效。

七点钟不到，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喝光了茶，回房里呆着。我们一人一个小单间，里面有床架和草荐，按理说能睡个好觉。但没有一个收容所是完美的，下宾菲尔德最大的缺点就是寒冷。暖气管道供热不足，我们领到的两条毯子是用薄薄的棉花制成的，没什么用处。这时还只是秋天，却已冷得刺骨。晚上漫长的十二个小时里大家都在翻来覆去，睡着几分钟，继而又打着哆嗦醒来。我们不能抽烟，因为偷带进来的烟都藏在衣服里面，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整条走廊到处能听见呻吟声，偶尔有人开口大骂一声。我想没有人能睡着超过一两个小时。

早上吃完饭，医生检查过后，所长就把我们领进餐厅，锁上大门。房间里石灰刷墙，石头铺地，摆满了饭桌和长凳，感觉非常沉闷，还有股牢房的气味。装了栅栏的窗户太高，没法向外看，除了一只钟和一张印有济贫院规章的纸外，便没有别的装饰可看了。我们胳臂挨着胳臂坐在长凳上，才早上八点，却已经无聊透顶。没什么可做，也没什么可说的，甚至连动弹的地方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能抽烟，抽烟被默许，只要别被当场抓住就行。有个名叫斯考蒂的小个子流浪汉没烟可抽了，他胡子拉碴，带有格拉斯哥[1]和伦敦的混合口音，昨天搜身的时候，他的烟盒从靴子里掉出来被没收了。我给了他够卷一根烟的烟丝，我们偷偷吸着，一听见所长来了，就像学校里的男生一样，赶忙把烟塞进口袋里。

大多数流浪汉一连十几个小时都会呆在这个极不舒服、毫无生气的房间里。天知道他们怎么会受得了，我比其他人要走运一些。十点钟时，所长找了些人去打杂，他挑了我去济贫院厨房帮忙，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这和那条干净的毛巾一样，都是“有教养的人”一词的神奇功效。

厨房里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偷偷溜到存放土豆的棚里，几个济贫院的贫民躲在那里不去做周日早上的礼拜。里面有几个包装箱，坐在上面很舒服，有几份过期的《家庭先驱》可以看看，甚至还有一本从济贫院图书馆拿来的《拉斐尔》。贫民们饶有兴致地聊着在济贫院的生活。他们告诉我，他们最讨厌济贫院的一点，就是得穿制服，那是代表慈善的标志；如果能穿自己的衣服，甚至是戴自己的帽子，围自己的围巾，他们就不介意当穷光蛋。我在济贫院的餐桌上吃了午饭，那顿饭是自从我在X酒店开始干活以来最丰盛的一顿，足足可以喂饱一条蟒蛇。贫民们说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周日饱餐一顿，然后在一周的其他几天里饿肚子。吃完饭后，厨师让我洗碗，还让我把吃剩下的食物倒掉。浪费的程度很是惊人，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吃了一半的大块大块的肉，一桶桶碎面包和蔬菜，都一起被当作垃圾倒掉，和茶叶渣一起腐烂。我装了满满五大桶还能吃的食物。我这么做的时候，五十个流浪汉正坐在收容所里，吃着他们的面包和奶酪，勉强能吃个半饱，也许因为是周日，还能额外加两个凉了的煮土豆。据贫民们说，宁愿把饭菜倒掉也不给流浪汉们吃是故意的。

下午三点，我回到了收容所。流浪汉们已经从早上八点坐到现在，连动一下胳膊的地方也没有，现在都快无聊得发疯了。烟也快抽完了，因为流浪汉的烟都是捡来的烟头，只要离开人行道几个小时，就会无烟可抽。大多数人已经无聊到不想讲话，只是挤坐在长凳上，茫然地瞪着眼睛，要是打一个大哈欠，满是胡茬的脸就会撕成两半。房间里弥漫着无聊和倦怠。

帕迪的背脊因为抵着硬椅背而疼痛起来，又要哭哭啼啼地诉苦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去和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流浪汉聊天，他是个年轻的木匠，穿着衬衣，打着领带。据他所说，他是因为缺少一套工具而不得不流浪。他与其他流浪汉稍微保持一定距离，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人，而非流浪汉。他还爱好文学，口袋里揣着本《昆丁·达沃德》[2]。他告诉我说，除非他饿得不行，否则绝不进收容所半步，他宁愿在树篱下过夜或是去睡草垛。在南海岸，他白天乞讨，晚上就睡在海边的更衣室里，一连几周都是如此。

我们聊起流浪生活。他谴责这一济贫制度，说它白天把流浪汉关在收容所长达十四个小时，剩下的十小时随他们游荡，还要躲避警察。他说以自己为例，因为缺少一套几英镑的工具而过了六个月的济贫生活。真是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