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不！假如我曾经感到幸福，那并不是在我最初陶醉于成功的时刻，而是在我还不曾向任何人朗读或出示过我的手稿的时候：在我充满激情，满怀希望和梦想，沉浸于对劳动的热爱的那漫漫长夜；那时，我醉心于我的幻想，进入我所创造的角色，仿佛他们就是我的亲人，仿佛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们之间；我爱他们，同他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有时甚至为我的淳朴的主人公一洒最真挚的同情之泪。我简直无法形容，两位老人家是多么为我的成功而喜悦，不过起初他们惊讶极了；他们觉得这太奇怪啦！就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吧，她怎么也不肯相信，大家所赞美的那个新进作家就是这个瓦尼亚，他呀，等等，等等，而且老是在摇头。老头子最初在听到传闻时，简直大吃一惊；他惋惜任职的前程被断送了，说所有的文人总是品行不端。但源源不断的新的消息，刊物上的广告，以及他亲耳听到的他所钦佩、信任的人们对我的一些赞扬，使他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看到我突然有了钱，了解到文学劳动可以获得多少报酬，这时，他仅有的一些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他由怀疑一变而为热情洋溢地充满信任，像孩子一样为我的幸运而兴高采烈，突然对我的未来充满异想天开的希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每天他都为我设想新的前程和计划，而这些计划什么没有考虑到啊！他对我开始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前所未有的敬意。可是我记得，有时疑虑还是又会蓦地袭来，往往正是在他狂热地想入非非的时候，于是又使他犹豫起来。

“文人，诗人！奇怪……什么时候诗人也有了地位，显赫起来了？这种人都是文痞，靠不住的呀！”

我发觉，他产生这种疑虑和所有这些极微妙的问题，往往是在黄昏时分（那一切细节和那整个美妙的时期我是多么难以忘怀！）在黄昏时分他老人家似乎总是变得更冲动、敏感而多疑。我和娜达莎已摸透了这个特点，因而预先就在暗暗发笑。记得，为了使他振作起来，我讲了一些奇闻轶事，谈到苏马罗科夫的将军职衔，谈到杰尔查文曾获得鼻烟壶和金币的赏赐，谈到女皇陛下曾亲临罗蒙诺索夫的府上2；讲了普希金、果戈理的故事。

“知道，孩子，我全知道，”老头子说，也许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呢。“哼！听我说，瓦尼亚，我还是很高兴，你写的玩意儿不是诗。诗呀，孩子，都是胡说八道；你别和我争，相信我这个老头子吧；我是为你好才说的；纯粹是胡说八道，白费时间！写诗是中学生的事儿；诗能把你们这班年轻人搞到疯人院里去……比方说，普希金是伟人，没说的！但不过是些诗罢了，还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