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滥堆》，属黄钟羽，俗称黄钟调。可知自唐至宋，此曲始终在黄钟羽调。《羯鼓录》载鼓曲名，有“阿乌歌” ，属太簇角。可能也就是《阿滥堆》，从笛曲翻为鼓曲，换了宫调。但这也并无佐证，书以备参。贺方回词云“新阿滥” ，可知宋人已因唐曲更造新声。这都是流行于民间的曲子，尽管是明皇所制，可是在张祜的时候已只是“村笛犹吹” ，在贺方回的时候是“塞管孤吹” ，似乎都没有成为士大夫的雅奏，故《词苑》中不收此曲。

二 盐角儿

词调名中有一个“盐角儿” ，关于它的起源，有一段极富兴味的记载。《江邻几杂志》云：“曲名有《乌盐角》。始教坊人家市盐，得一曲谱于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 王灼《碧鸡漫志》有《盐角儿》一条，云：“《嘉祐杂志》云：‘梅圣俞说：始，教坊人家市盐，于纸角中得一曲谱，翻之，遂以名。今双调《盐角儿令》是也。欧阳永叔尝制词。’” 《嘉祐杂志》就是《江邻几杂志》，而王灼的引文与原文却不同。原文说曲调名为《乌盐角》，而王灼却以《盐角儿》标题。原文所谓“遂以名焉” ，是名之为《乌盐角》，王灼引文所谓“遂以名” ，以为是《盐角儿令》了。看来，《乌盐角》就是《盐角儿》。戴石屏诗有《乌盐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诗》有句云：“山歌聒耳《乌盐角》，村酒柔情玉练捶。” 可知《乌盐角》是俗曲名，翻入词调，名曰《盐角儿》或《盐角儿令》了。

这两个曲调名，都不见于各本音乐文献，大概是《宋史·乐志》中所说“民间作新声，教坊所不用” 的。在宋人词集中，现在只有晁无咎的一阕咏梅《盐角儿》，欧阳修的一阕，却不见于他的词集。

《江邻几杂志》说这个曲谱是在“角子” 中得到的。王灼的引文却说是在“纸角中” 得到的。“角子” 与“纸角” ，意义不同。而“角子” 这个名称，宋元以后的人，大概已不很懂得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盐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盐》，唐张《朝野佥载》有《突厥盐》，可以互证。乃云市盐得于纸角上，已为附会。而纸角几许，乃能容一曲谱，亦不近事理。” 四库馆臣这一段评论，实在荒谬得可笑。盐为曲名，当在末一字。这个盐字，乃艳字之误，《昔昔盐》就是《昔昔艳》。艳也是音乐名词，所谓“有趋有艳” 是也。但是这个盐字，绝不会放在曲名头上。“盐角儿” 不是“角儿艳” ，“乌盐角” 也不能改成“乌角盐” 。这两个盐字，毫无关系，怎么“可以互证” 呢？角子是包食物的纸包形式，现在叫做“三角包” 。把盐包成一个三角形的纸包，就名之曰“盐角儿” ，或曰“乌盐角” 。乌盐是黑色盐，不是精白盐。包乌盐的纸包，谓之乌盐角。包盐纸的大小，没有一定，盐多些，包装纸就大些。在一张包盐的纸上，写一个令曲的谱，完全可能。王灼误以角子为纸角，四库馆臣又不遑细考，因此妄肆讥评，可谓无知矣。

三 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

杨柳被谱入乐曲，成为歌词的题材，其由来已很古。“东门之杨” ，这杨柳是男女恋爱幽期密约的地方。“有菀者柳” ，这杨柳是旅行人休息的处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这杨柳是感伤离别的风物。这些都见于《诗经》，可见杨柳是周代人民生活中，早已成为经常歌咏到的东西。到了汉代，西域的胡乐传入中国，汉武帝设置乐府，吸收胡乐，谱成大量的新曲，就是所谓“乐府新声” 。崔豹《古今注》记载横吹曲云：“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雀、龙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杨、望行人等十曲。” 这说明汉武帝时，李延年用胡乐制成二十八个横吹曲，汉武帝出行时，用作军乐。到了后汉，守边的将军也可以用入军乐。到了魏晋时代，这二十八个曲调亡失了大半，只剩了十个曲调。其中有折杨柳，就是唐代《杨柳枝》曲调的远祖。

沈约《宋书·五行志》记录云：“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 它告诉我们，此时洛阳民间流行唱折杨柳，歌词都涉及从军辛苦之感。可见这时折杨柳从军乐变成为民间小唱，而还没有消灭其军队生活的题材内容。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瑯琊王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等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驱乐、折杨柳等歌三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 由此可见汉代用胡乐谱的横吹曲折杨柳，到梁代还在流行。《古今乐录》又记载西曲歌三十四个曲名，其中有攀杨枝、月节折杨柳歌二曲，这是长江上游湘鄂一带的民间歌曲了。

《乐府诗集》收梁元帝以下至唐代诗人的折杨柳词，仍然都属于横吹曲。陈后主诗曰：“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 徐陵诗曰：“江陵有旧曲，洛下作新声。” 这说明洛阳流行的折杨柳新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