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 其诗既有为乐工配入音律，付之歌咏者，当亦有依倚曲拍，撰为新词者，盖唐人歌诗与曲子词之界限，即在于此。后人辑录唐词，即以其题目是否曲调名为取舍，如《尊前集》所收《三台》，乃六言绝句，《杨柳枝》乃七言绝句，《纥那曲》则五言绝句也。若作者当时实依曲调制词，而编集时但用诗题者，传至后世，遂启争论，孰者当入词，孰者不当入词，此固缘事而殊，难于画一者矣、《香奁集》诸诗则非但有格调近词者，且其风貌亦多类乎词，故其为词为诗，尤不易论定。近人震钧作《香奁集发微》，有言云：“《香奁集》命意，去词近，去诗却远。然三百篇之西方美人、静女其姝，何一非此物此志也。” 此言极是。盖震氏已觉察韩偓之诗，风格已近乎词。然去词虽近，未必皆可谓之为词也。

《浣溪沙》二首，见于《尊前集》，又《花庵绝妙词选》。汲古阁刻本《香奁集》亦有，调名下注云：“曲子” ，而涵芬楼影印旧钞本则无。此二首当为韩偓所作，无可疑。然不当在《香奁集》中，盖晋所辑入者，非旧本原有也。王国维辑本，依《花庵词选》及《全唐诗》录入，林大椿辑本依《尊前集》，其第一首“深院下关春寂寂” 不作“不关” ，殆是误字。第二首“骨香腰细见沈檀” ，诸本均作“更沈檀” ，不知林氏何所据而作“见” 。

《三忆》三首，涵芬楼本《香奁集》编入长短句类中，王国维辑本收入之。王跋云：“《忆眠时》，本沈隐侯创调，隋炀帝继之，升庵视为词祖，唯致光词少二句耳。” 林大椿辑本不收此作，而附见于校记中。按涵芬楼本虽不知所从出，然其中有长短句一类，此必宋初旧本，或是致光原编，亦有可能。盖长短句即词之前身，北宋初词名未立，即以长短句称曲子词，至南宋，则径以长短句为词之别名矣。此书如为南宋人所编，必用不长短句为歌词类目。《香奁集》中长短句一类所收凡六篇，其中《厌落花》一首，显为七言歌行，绝非词体。其馀《三忆》、《玉合》、《金陵》共五首，皆似曲子词，故王国维悉予辑录，且谓“《玉合》、《金陵》皆致光创调，而《金陵》尤纯乎词格。” 林大椿虽以王氏之说为可从，然而终不录入，亦附见于校记中，盖林氏辑录标准，务求其用曲调名为题目者耳。然王氏不以《三忆》为题，而题其第—首曰《忆眠时》，题其第二首曰《其二》，题其第三曰《其三》，此则甚不适当。盖第二首乃“忆行时” ，第三首乃“忆去时” ，岂可谓为《忆眠时》之第二、三首乎？且唐词中并无“忆眠时” —调，王氏乃欲以此为调名，使此三首得列于词集，谬矣。《玉合》、《金陵》仍是歌诗题目，王氏谓为致光创调，亦有语病。余以为此三首皆无曲调可配，又皆非创调，即使风格近似曲子词，犹不得目之为词也。

王、林二家辑本，均有《生查子》二首。此二首均见于汲古阁本《香奁集》，第一首题作《懒卸头》，第二首题作《五更》，《全唐诗》韩偓诗卷四同。惟涵芬楼本只有《五更》一首，编入五言古诗。第一首则无有。然《全唐诗》于《懒卸头》题下注云：“一作生查子” ，而《全唐词》中所收生查子—首，亦即此篇，盖两存之。林大椿校记谓《生查子》二首“均见《全唐词》” ，误也，其第二首实未尝入词。考《懒卸头》之题作《生查子》，今所见实始于《花草粹编》，《全唐诗》注所谓“一作” ，或即指《花草粹编》而言。至《五更》之题为《生查子》，则不见于故籍，此殆作俑于王国维，而林大椿从之。

《生查子》本为五言八句仄韵诗，然其声调却与五言诗不类。苏东坡有“三度别君来” —首，原题作《送苏伯固效韦苏州》，编在诗集中，然《东坡乐府》中亦收此作，题为《生查子送苏伯固》。后人以韩偓二诗为《生查子》词，即用此例。韦苏州者，中唐诗人韦应物也。东坡所效，当是其诗格，非效其类似《生查子》之声调也。然《生查子》曲名，已早见于《教坊记》，实为开元、天宝旧曲。《花间集》有张泌《生查子》一首，上片句法为三三五五五，下片句法为五言四名，用仄韵，又有牛希济《生查子》一首，其句法为上片五言四句，下片三三五五五。仄韵。又有孙光宪《生查子》三首，其第一、第三首句法与牛希济所作同，第二首则上片作五言四句，下片作七五五五。此式实即牛作形式，盖其七言一句，乃三言二句加一衬字耳。至魏承班作《生查子》二首，其句法始为上下片皆五言四句，亦仄韵。可见唐五代时，《生查子》句格未定，以韩偓此二诗移作生查子词，必宋人作意。《花草粹编》亦必有旧本依据。清定《词谱》谓《生查子》是韩偓创调，甚谬。

王国维辑本又收《木兰花》—首。此篇原为七言古诗，题作《意绪》，汲古阁本、全唐诗本、涵芬楼本并同。王国维跋语云：“木兰花本系七古，然飞卿诗中之《春晓曲》，《草堂诗馀》已改为木兰花，固非自我作古也。” 此援温飞卿词为例，亦无可非难。然《草堂诗馀》收温飞卿《春晓曲》，题作《玉楼春》，而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