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没告诉我她根本就没钱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您没告诉我，就算她攒够了钱，买了炉子，租了铺面，她还需要有人‘保护’——”瑞恩的手指在空中画出引号，动作带着一种残酷的讽刺，“只有交了保护费，才能没有混混来捣乱。您也没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她的母亲瘫痪在床，她每个月的工资有四分之三要寄回那个漏雨的阁楼。”

夜风突然停了。

运河的水面变得像一面黑色的镜子，映出两个对峙的身影。

“您总说表哥塞巴斯蒂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恩继续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苦涩，“他白手起家，开了一家纺织厂，直到现在已经掌握了城中一半以上的经济。‘看啊，’您说，‘这就是进取心，这就是眼光，这就是……’”

“够了……”

霍普金斯先生的声音沙哑。

“可您却不告诉我开一家纺织厂需要多少初始资金，”瑞恩的声音突然提高，像是一把终于出鞘的剑，“更没有告诉我如果不是我的父亲帮忙，他连第一家工厂都开不起来！您没告诉我父亲为他担保了银行贷款，您也没告诉我市政厅把最便宜的煤和水的合同批给了他，您没告诉我——”

“够了！”

霍普金斯先生的吼声在夜空中回荡，惊起桥洞下栖息的水鸟。它们扑棱着翅膀飞入黑暗，像是一群被惊扰的幽灵。

沉默。

漫长的沉默。

霍普金斯先生的手在颤抖。他扶着桥栏，指节发白，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浮木。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没有了愤怒，只有一种被掏空的疲惫。

“您……您是怎么知道的？”

“艾格尼丝告诉我的，”瑞恩说，“去年冬天，我半夜睡不着，去厨房找吃的。她在揉面，为了第二天的早餐。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她的梦想，她的计划，还有......她攒了五年的钱被她的父亲偷走，在酒馆里换成了杜松子酒。”

他停顿了一下，想起那个女人的眼睛。不是低垂的，不是顺从的，而是在谈到面粉和酵母时，突然亮起来的眼睛。

“她告诉我，她曾经试过。租了一个临时的摊位，在集市日卖她做的馅饼。第一天，生意很好。第二天，来了三个人，说她没有‘摊位许可’，要收保护费，她拿不出来。第三天，她的摊位被烧了。不是意外，霍普金斯先生。是被人浇上煤油，当着她的面，烧掉的。”

霍普金斯先生闭上了眼睛。

“你们总是高高在上，傲慢的看着下面，从来不肯真正的看他们一眼。”瑞恩的声音变得平静，但那种平静比愤怒更令人心悸，“您以为我不知道吗？您以为我只是一个被关在金笼子里的傻瓜，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您，”瑞恩问的声音软了下来，“您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一直给我灌输错误的理念......”

霍普金斯先生没有回答。他转向运河，望着那片黑色的水面。在远处，工厂的汽笛声再次响起，悠长而凄厉，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呼唤同伴。

“三十年前，他终于说，“我也认识一个艾格尼丝。”

瑞恩屏住了呼吸。

“我们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她比我小两岁。她的手很巧，会做各种各样的帽子——不是那种贵妇们戴的，是普通人戴的，结实的，实用的。”霍普金斯先生的声音变得遥远，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传说，“她想开一家帽子店。我答应帮她，我告诉她，等我大学毕业，等我找到工作，等我……”

他停顿了很久。

“等我什么？等我成为人上人？等我攒够‘资本’？等我有了‘人脉’和‘机遇’？”

瑞恩没有回答。他知道，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她等了我五年，”霍普金斯先生继续说，声音平板得像是在朗读一份报告，“五年里，她继续做帽子，在集市上卖，在富人家后门推销。她攒了一些钱，不多，但足够租一个小店面了。她来找我，问我，‘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您怎么说？”

“我说，”霍普金斯先生的嘴角扭曲成一个痛苦的弧度，“我说再等等。我说我还不够稳定，说等我在牛津站稳脚跟，我们可以做得更大，更好……”

“她等了吗？”

“她等了，”霍普金斯先生说，“又等了一年。然后，她父亲去世了，母亲生病了，她需要钱。她嫁给了一个屠夫。一个粗俗的，酗酒的，会在醉后打她的屠夫。因为屠夫有一个稳定的摊位，因为屠夫不需要‘机遇’和‘人脉’，因为屠夫可以给她母亲付医药费。”

瑞恩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收紧，他想说些什么，但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霍普金斯先生说，“是在十五年前。我在街上，她跟着丈夫来卖肉。她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她。她的眼角有了皱纹，手上有了伤疤，但她看着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后来，她死了，被那个屠夫酒后失手打死的......一切都是我的错，那一天我......那一天我不该去向她......向她......”

他的声音终于哽咽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瑞恩看着他的老师。在煤气灯下，这个总是衣冠楚楚、引经据典的男人，此刻像是一件被虫蛀空的家具，外表完好，内里已经千疮百孔。

但此刻，瑞恩看到的不是空洞，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不是悔恨，不是自怜，而是一种被埋葬了很久的、清醒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