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脑袋会像瓜一样爆掉。”

　　卡米尔想，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要控制自己。他想象那人抬高他的枪，瞄准脸颊和下巴而不是头骨砸下枪托，并在最后千分之一秒停下了击打。这是个非常沉着的男人。

　　“脚踢也是一样。”法医继续说道，“医院报告说有八下，我数出来是九下，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踢的方式。他想打断肋骨，把它搞裂，弄疼。是的，为了造成损伤，这很正常，但参考施行的部位和他们穿的鞋子的类型，如果他真的想杀掉这个女人，那就太简单不过了。他可以踢爆她的脾脏，直直的三下，就能造成内部大出血。这个女的可能会突然死亡，不过是因为意外，而让她活着，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

　　尼古扬把这一段殴打事故描述得像是一则通知。那种端庄的措辞宣告着一切都原本有可能糟糕许多，虽然不足以让未来蒙上危险，但听上去也非常暴力了。

　　如果行凶者（已经不关阿福奈尔的事了，阿福奈尔已经是一段旧事了）没有意图杀死安妮（此外也不关安妮的事了），这让安妮（随便她叫什么名字）的同谋的问题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可能，简直是肯定了。

　　除非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目标不是安妮，而是卡米尔。

　　17:45

　　现在只剩等待了。卡米尔给布伊松的最后通牒时间是晚上八点，但这只是口头说的，是虚拟的。布伊松已经给出了指令，也打了几通电话。他动用自己的网络，收赃人、转卖商、假证件制造商和曾经与阿福奈尔来往的人，他要用他所有的信誉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他可能两小时就有结果，也可能要两天的时间，而卡米尔只能在所需的时间内等待回音，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多大的嘲弄啊：终场锣鼓敲响或不敲，是由布伊松来执行的。

　　卡米尔的生活现在指望于杀死他妻子的凶手的办事效率了。

　　安妮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开灯，穿过树林的半明半暗的光漫进了房间。仅有的亮光都是闪烁的：警报器的亮光，手机的亮光，一闪一闪地点着秒数。安妮一动不动，循环地重复着她将要说的话。她感到可能会失去精力，但她必须成功，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死是属于她的，在这一个瞬间，她会退让。

　　她不想死，但她能够接受。

　　但必须成功，这是最后一级台阶了。

　　费尔南只要活着就会打牌，这是他的一个癖好。他怕我，就故意输，觉得这样能讨好我，真傻。他什么也没说，但他担心了。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要让员工回来，要指导晚间营业的准备工作。厨师已经到了，一句“你好老板”，就能让他充满骄傲，为了这样一句话，他把命都卖了，还觉得自己赚了。

　　而我的思绪在别的地方。

　　我看着时间流逝，一整天都可能一直这样，还有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希望范霍文能展现自己的办事效率。他的能力属于那种好坏不定的类型，我把希望寄托在上面了，让我失望对他来说没有好处。

　　根据我的估算，最后期限是明天正午。

　　如果我明天正午之前还没有尝到胜利果实，我觉得这件事就黄了。

　　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样。

　　18:00

　　杜莱斯缇儿路。威尔蒂格·施文戴尔公司的总部。门厅被分成两个部分，右边有通向办公区域的电梯，左边是售票中心。在这种老建筑里，这个门厅显得无比庞大。为了添置用具并使接待处不给人冷漠的感觉，天花板高度被降低，厅里也到处摆上了绿色植物槽、大扶手椅、陈列架、旅行参考目录以及矮桌子。

　　卡米尔停在入口处。他仔细地想象着安妮坐在扶手椅上，看一眼手表，等待着下班的时间。

　　她出现的时候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永远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一点点，带着一些小的动作，抱歉，我尽我所能了，而嘴边的微笑给人想这样说的念头：没事，没关系的。

　　计划甚至比想象的还要狡猾。当电梯角突然出现一个急匆匆的快递员，帽子夹在胳膊下面时，卡米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往前走。另一个出口通向勒萨尔路。没什么比这样更方便的了。如果安妮来迟了，她可以从这里进入大厦，然后再和他一起走上杜莱斯缇儿路。

　　那时候在人行道上，卡米尔很开心，所有人都很满意。

　　他走出林荫大道，在玫瑰园露天咖啡馆坐下，就在拉菲特市郊路的拐角。与其让时间白白流逝，不如干点事情。当人感觉正在跌落的时候，无所作为会让人送命。

　　卡米尔看了看手机，什么也没有。

　　现在是下班时间。他抿着咖啡，眼睛从杯子上露出来，看着匆忙的路人穿过街道，互相打招呼，互相微笑，或者，已经很焦虑的那些人则冲向地铁站。形形色色的人。他的目光捕捉到一个年轻男子的侧脸，把它与活在记忆中的某些侧脸联系起来；或者落在这个男人的肚子上，那肚子鼓鼓的，不加掩饰；或者那矮胖而微微驼背的女孩的身形，还很年轻呢，手臂上悬着一个手提包，不涉及欲望，不涉及愉悦，而是因为一个女孩应该有一个包。如果留心过久的话，生活会把卡米尔刺得遍体鳞伤。

　　突然，她出现在布鲁街的街角，停下来，小心翼翼地驻足在离人行道四十厘米的地方，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那张脸庞出奇地像霍尔拜因的画作《家族群像》里的人，只是没有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