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泼才是牢牢抓住我的大欢喜。

只是怀念迪化街，台北的路认识的不多。

迪化街上也有行人和商家，一支支笔塞进手中，我微微的笑着写三毛，写了几个，那份心也写散了，匆匆回家，关在房间里话也懒得讲。

自闭症是一点一点围上来的，直到父母离家，房门深锁，才发觉这种倾向已是病态得不想自救。

那么就将自己关起来好了，只两天也是好的。

记事簿上的当天有三个饭局，我心里挣扎得相当厉害，事先讲明时间不够，每个地方到一会儿便要离开，主人们也都同意了。

再一想，每个地方都去一下诚意不够，不如一个也不去。

电话道歉，朋友们当然大呼小叫了一场，也就放了我。我再度去检查了一下门锁，连那串铁链也给它仔细扣上。窗子全关，窗帘拉上，一屋的明暗里，除了寂寂之外，另有一层重重的压迫逼人。

我将电话筒拿起来放在一边，书桌上读者的来信叠叠理清全放进衣箱里去。盆景搬去冲水，即便是后面三楼的阳台，也给锁了个没有去路。

然后我发觉这两幢里面打通的公寓已成了一座古堡，南京东路四段里的一座城堡。我，一个人像十六世纪的鬼也似的在里面悄悄的坐着啃指甲。

回台时带的夏天衣服没有几件，加纳利群岛没有盛夏，跟来的衣服太厚了。

那次迪化街上剪了两块裙子布，送去店里请人做，拿回来却是说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合意，虽然心中挑剔，当时还是道谢了，不敢说请人再改的话，毕竟人家已经尽心了。一向喜欢做手工，慢慢细细的做，总给人一份岁月悠长，漫无止境的安全和稳当。

我趴在地毯上，将新裙子全部拆掉，一刀一刀再次剪裁，针线盒中找不到粉块，原子笔在布的反面轻轻细细的画着。

原先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听了觉得外界的事物又是一层骚扰，拍一下给它关掉了。

说是没有耐性的人，回想起来，过去每搬一次家，家中的窗帘便全是日日夜夜用手缝出来的。

最爱在晚饭过后，身边坐着我爱的人，他看书或看电视，我坐在一盏台灯下，身上堆着布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将那份对家庭的情爱，一针一针细细的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帘子里去。然后有一日，上班的回来了，窗口飘出了帘子等他——家就成了。

有一年家里的人先去了奈及利亚，轮到我要去的前一日，那边电报来了，说要两条短裤。

知道我爱的人只穿斜纹布的短裤，疯了似的大街小巷去找，什么料子都不肯，只是固执而忠心的要斜纹。

走到夜间商店打烊，腿也快累断了，找到的只有大胖子穿的五十四号，我无可奈何的买下了。连夜全部拆开剪小，五十四号改成四十二号，第二日憔悴不堪的上飞机，见了面衣箱里拿出两条新短裤，自己扑倒在床上呻吟，细密的针脚，竟然看不出那不是机器缝出来的东西。

缝纫的习惯便是这么慢慢养成了，我们不富裕，又是表面上看去朴素，其实小地方依旧挑剔的人，家中修改的衣物总是不断的。

难得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时间紧凑，玩都来不及才是，可是这生活少了一份踏实和责任，竟有些迷糊的不快乐和茫然。天热得令人已经放弃了跟它争长短的志气。冷气吵人，电扇不是自然风，窗子不肯开，没有风吹进来。

整整齐齐的针脚使自己觉得在这件事上近乎苛求，什么事都不求完美的人，只是在缝纫上付出又付出，要它十全十美。而我，在这份看来也许枯燥又单调的工作里，的确得到了无以名之的满足，踏踏实实的缝住了自己的心。

开始缝裙子是在正午父母离家时间，再一抬头，惊见已是万家灯火，朦胧的视线里，一室幽暗，要不是起身开灯，那么天长地久就是一辈子缝下去都缝不转的了。

深蓝底小白点的长裙只差荷叶边还没有上去，对着马上可以完工的衣服，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喜悦。这便有如旅行一般，眼看目的地到了，心中总有那么一份不甘心和怅然。

夜来了，担心父母到了什么地方会打长途电话回来，万一电话筒老是搁着，他们一定胡思乱想。当然知道他们担心什么，其实他们担心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这便是我的艰难了。

刚刚放好电话，那边就响过来了，不是父母，是过去童年就认识的玩伴。

“我说你们家电话是坏了？”

“没有，拿下来了。”

“周末找得到你也是奇迹！”

我在这边笑着，不说什么。

“我们一大群老朋友要去跳舞，都是你认识的，一起去吧！”

“不去哦！”

“在陪家里人？”

“家里没人，一直到明天都没有人呢！”

“那你是谁？不算人吗？”那边笑了起来，又说：“出来玩嘛！闷着多寂寞！”

“真的不想去，谢罗！”

那边挂了线，我扑在地上对着那滩裙子突然心恸。要是这条裙子是一幅窗帘呢！要是我缝的是一幅窗帘，那么永远永远回不去了的家又有谁要等待？

冰箱里一盆爱玉冰，里面浮着柠檬片，我爱那份素雅，拿来当了晚饭。

吃完饭，倒了一盆冰块，躺下来将它们统统堆在脸上，一任冷冷的水滴流到耳朵和脖子里去。

电视不好看，冰完了脸再回到裙子上去，该是荷叶边要缝窄些了。

想到同年龄的那群朋友们还在跳舞，那一针又一针长线便是整整齐齐也乱了心思。即便是跟了去疯玩，几小时之后亦是曲终人散，深夜里跑着喊再见，再见，虽然也是享受，又何苦去凑那份不真实的热闹呢！

针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