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您的朋友吗？”

我说得很快，好像预料到他要打断我，而我却只有几秒钟时间向他解释一切一样。

“从那儿以后，我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们遇见的这两个人自称叫尼尔先生和夫人，住在西米叶大道的一所属于美国大使馆的别墅里。还有，他们用的是一辆有外交使团牌照的车，那辆车现在一直停在别墅前面……”

他听着我说，下巴托在掌心里，而我却不能停嘴。那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把这些事情一个人闷在心里，没有机会告诉任何人……

“那个人并不叫尼尔，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美国人……他叫保尔·亚历山德里，是尼斯人……这是他的一个童年伙伴告诉我的。这个人是英格兰人大道上的摄影师，他给我们照过一张相。”

我从钱夹中掏出那张相片递给他。他小心地用拇指和食指夹起相片，好像拿着蝴蝶标本的翅膀那样，然后放在办公桌上，并未看一眼。

“那个保尔·亚历山德里是照片上的左起第三个人。他曾经是卢尔赌场的招待……他进过监狱……”

他用指尖把相片朝我这边推了推，显出对这材料不以为然。而保尔·亚历山德里尽管蹲过监狱，也引不起他的一点儿兴趣。

“我的女朋友戴着一件价值很高的首饰……”

我感到一切都将失去平衡了。只要再讲出几个细节，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就会在这里，在这个警察局的办公室里告终。我深信这个时刻到了：他就要揭开打字机的黑盖布，把机器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入一张白纸，在一阵吱吱声中把它卷上去，然后抬起脸望着我，用温和的口吻对我说：

“请您讲吧。”

然而实际上他仍然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下巴依然托在手掌心里。

“我的女朋友戴着一件非常贵重的首饰。”我用更坚定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

他还是一言不发。

“那个自称是美国人的保尔·亚里山德里注意到我朋友戴的那件首饰，他甚至向我建议要买它……”

他直起了身子，把两只手平放在办公桌上，拿出一副要结束这场谈话的架势。

“她真是您的女朋友吗？”他问我。

“是的。”

“那么说，您跟她没任何亲戚关系？”

“没有。”

“我们的机构名称是：寻找失散家人。这个人显然不是您的亲属，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不是。”

“因此……”

他摊开两臂，作出一个教士般温和的无可奈何的姿势。

“再说，您知道，这类的失踪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自己出走……您怎么知道您的朋友不是自愿跟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呢？怎么知道她过一段时间以后不会再来跟您联系呢？”

我还是鼓起勇气嘟哝了几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辆奥贝尔牌的汽车在蒙冬和加斯代拉之间掉进了深谷……”

他带着不变的教士的温和搓了搓双手：

“在蓝色海岸掉进山谷的奥贝尔汽车多得是……您当然不会去数清尼斯和附近地区所有掉进山谷的奥贝尔汽车吧？”

他站起来，抓住我的胳膊，用坚决的然而客气的动作把我送到办公室的门口，打开了门：

“对不起……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他对我指指门上的牌子。当他关上门后，我一动不动木呆呆地站在走廊里的球形吊灯下面，眼睛盯着那些蓝色的字母：“寻找失散家人”。

十二

怀着再也没有指望的心情，我再一次来到阿尔贝一世公园。我恨警察局那个办事员没有表示一点儿关心，他从没一刻想拉我一把，连起码的职业好奇心都没有。正当我要和盘道出一切的时候，他使我丧失了这样做的勇气。活该他倒霉！这件事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是件平庸无奇的案子。绝不是！他自己棋错一着，失去了一次晋升的大好机会。

也许是我没解释清楚，也许压根儿就不该跟他谈希尔薇娅，而该谈南方十字钻石。和这块历史悠久、浴血一生的宝石比起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可怜的个人经历算得了什么？不过是给许许多多事件加一段插曲罢了，而且并不是最后的插曲。

刚到尼斯不久时，我在常去买侦探小说的书店里发现了一部共有三卷的书，是一个叫B·巴尔曼的人写的，叫作《稀世宝石传记词典》。这个巴尔曼是巴黎上诉法院的钻石专家，他在书中罗列了几千枚举世闻名的名贵钻石。希尔薇娅曾在里边找过关于南方十字的介绍。

巴尔曼用了十几行来描写我们那颗钻石。它是一七九一年一月十日巴利伯爵夫人被盗的首饰中的一件，后来在一七九五年由克丽斯蒂公司拍卖，从此以后它就销声匿迹。直到一九一七年，它在一个住在巴黎第十六区西贡街八号的法妮·罗伯特·德戴桑古家中再次被窃。盗窃者名叫塞日·兰茨，不久即被抓获，但是法妮·罗伯特·德戴桑古却立刻撤回了申诉，声称此人是她的朋友。

宝石“重新露面”——这是巴尔曼的原话——是一九四三年二月。这一天，一个叫约翰·特拉伊的人将钻石卖给了一个叫帕格农的人。据警察局后来建立的档案，这次买卖是以德国马克成交的。一九四四年五月，路易·帕格农又将钻石卖给菲利浦·贝吕那，又名巴申科。此人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巴黎，父亲名叫马里奥，母亲是爱丽娅·维利·德胡斯特，住址不详。

巴利伯爵夫人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断头台上被绞死；塞日·兰茨一九四五年九月遭暗杀；路易·帕格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被枪毙。而菲利浦·贝吕那则和南方十字钻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