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克瑙。爱德克被立刻绞死。按照集中营严格的程序，党卫军要宣读他的判断书。但爱德克拒绝等到那个时候，他把头伸进绳圈，蹬开了脚下的凳子。

玛拉也决心迎接她的死亡。在她关在地下室里等待讯问的时候，一名狱友有机会靠近她，问：“你还好吗，玛拉？”她回答：“我总是挺好的。”她设法在身上藏了一枚剃刀刀片。在绞刑架下，她切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负责绞杀她的党卫军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刀片。而玛拉，在集中营所有女犯的眼前，用她沾满鲜血的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激怒的其他看守立刻跑过来。一个囚犯，一个犹太人，一个女人，居然胆敢蔑视他们！他们践踏她的身躯，直到她失去知觉。她很幸运，在载她驶向焚尸炉的大车上，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着它的作用：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技术；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在逃跑的准备阶段，往往就会被“灰色地带”或第三方告发。

我不禁微笑着回想起几年前在五年级教室里进行的一场“冒险”。我被邀请围绕我的书作一篇简短的报告，并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一个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的小男孩，显然是班级的班长，向我提出了那个必然的问题：“那你们怎么不逃跑？”我简单地向他解释我在这里写出的原因。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要求我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的平面图，并指出哨塔、大门、铁丝网和发电站的位置。在三十双热切的眼睛下，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画出了平面图。我的对话者对平面图研究了一会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制定好了逃跑的计划：晚上，在这儿，割断那名哨兵的喉咙；然后，穿上他的衣服；之后，马上跑到发电站，切断电源，这样探照灯就会熄灭而高压电网也会失去作用；然后，我就能毫无困难地逃出集中营。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如果你再被关进集中营，就像我告诉你的这么办。你会看到你能做到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件小事相当有力地说明了在集中营所发生的现实和似是而非的书籍、电影和神话故事所灌输的流行印象之间已经存在并逐年扩大的差距。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种致命而不幸的趋势——简化历史、刻板成见。然而，我同时想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对近代的历史性悲剧的认识；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特雷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建立历史断层的桥梁，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同样经常被问到，但有着更强烈指责意味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也是基于一种刻板的成见。我最好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说集中营里没有反抗并不正确。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比尔克瑙的反抗被人们传诵，具有大量的细节；在其他小型集中营里也发生了一些反抗运动。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最深刻的尊敬。但如果胜利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解放，这些反抗中没有一个取得胜利。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守备部队充分的武力条件足以在几分钟之内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反抗者。他们的反抗目标是损坏或摧毁用于屠杀的设施，并允许抵抗组织的少数核心力量能够逃出集中营。有时，一些抵抗活动（比如，在特雷布林卡，哪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规模越狱——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为行动蹒跚、身体虚弱的数千名囚犯，为那些不知道（在敌人的国土上）去何处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集中营里仍然组织过一些起义。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起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全体囚犯遭受纳粹的血腥报复。但这些起义仍然证明了“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们从来不试图抵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反抗的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自由世界注意到发生在集中营里可怕的大屠杀。事实上，极少数人的反抗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能够接触到新闻机构，说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几乎没有人倾听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坏消息总是难以传播。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