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的屈从中有一种不平衡。他渴望的那种无责任？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梦想一种如此的解脱。能成为随便什么，佯装随便什么。即兴行动、变形、招之即来的自由。到了某种年纪，又来自东欧，最好还是碰上随便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

彼得以无法预料的方式重又出现。长长的独白，紧接着长长的缺席。戈拉的沉默并没有吓住他。他不满足于一些对新来者来说算是实际的、自然的问题，他提供一些私密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尴尬的细节。

流亡使得以往并不在相同圈子里走动的人彼此接近。戈拉熟悉这一紧急救助和互相依靠的情感，但是，这一次，他相信自己见证了他被迫计算了其进展和惊奇的一种变形。

彼得比较好相处，好交友，随时准备提供所需的服务，他在国内似乎就以众多应景的小品文而形成其丰盛之特色。一些人认为他很傲慢。现在，他以一些咄咄逼人的揭露和质问惩罚听众。自杀性的生命力吗？某种鬼混附身的状态对抗着正常的尺度，很难知道它是不是病态的。难道只是在现在，在美国的森林中，他尝试着一种个性化的叙述经验？他会接受他的新居住地的实用主义所要求的再教育和简单化吗？

“彼得来电话。我希望，这个名字对你还有某种意义。”

鬼魂就此返回。紧急情况为他赋予了一种胜利者和居高临下的神态。

“拉里躺在床上。他断了一条腿。一处相当平庸的公寓，但在一个富人街区。一个长长的身躯在一张长长的床上，一张殉道者般严肃的脸。白头发，向后梳成一条老鼠尾巴。”

“你说，拉里很矮小，头发短短的，有一撮小胡子，一把奇异的大胡子。”

“哦不！那是拉里一号。我们说的是记者，拉里二号。拉里一号把我带到拉里二号的家。后者，是的，是个名人！我对名人还没有一个概念。我是第一次见他，他的名字没告诉我任何什么。”

受到他要交流的东西的刺激，彼得准许自己在句子中加了长长的停顿，给煽动印上了节奏。

“星期五。我又去了科齐大夫那里。自然，我希望在那里见到露。自然，又吃了闭门羹。”

停顿没有必要。他只需提到露就行：他们的猫与鼠或狗与猫的游戏。不，根本就不需要这咄咄逼人的沉默，没有必要。沉默加剧了他攻击那位丈夫时的那种侵略性。

“在街上，我遇见了拉里。拉里一号，院长，历史学家。这里，我习惯了，巧合追着我来，而在以往的生活中，他从来不会遇上我的。就这样，嗨！拉里！拉里一号，院长，出租车乘客。你去哪里，近来还好吧，生意如何，我可有很长时间没见你了。你忙不忙，你是去赴约会吧？不，我说。那就陪我走一趟吧，我要去看一个卧床的朋友。我们这就到了。拉里二号。著名记者。知名文人。磷光，如同阿瓦建叫他的那样。”

沉默。他等待戈拉的反应，但后者品味着他的沉默。

“我手里有一张报纸。《时代文学增刊》。我继续关注这些蠢事，我还没有痊愈。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我们伟大迪玛的文章。”

戈拉没表现出丝毫惊讶，这次依然如旧。他瞧着面前的卷宗、电脑，还有桌子边上的白手套。

“谁会相信？科斯敏·迪玛曾是拉里二号的教授！就在历史学家拉里一号同样常去的大学。”

呼吸的停顿，震惊，戈拉积累着震惊。

“一场精彩对话的开端。拉里二号，受魔鬼启迪，突然建议我为迪玛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写一个报告。我吗？我！我把自己掐死算了。我拒绝了。不，我不写！他感到他触及了一个敏感点。他读了《时代文学增刊》攻击迪玛的文章。法西斯，纳粹，反动派，戴着文化人面具的伪君子。他坚持。他朝拉里一号投来一斜瞥，他坚持。我寻找着借口，我嘟囔着。我找到了救命稻草：我不会用英语写。这没关系，我们找人翻译好了。迪玛的传记很复杂，我说，必须找一个熟悉那个复杂时期的历史学家。我朝历史学家投去绝望的目光，想让他认可一下，帮我一下，救我一把。我的老板不出声。别开玩笑，我的老兄，病人说，再没有比生活、比传记更好的历史学家了，你就是最好的。他又一次瞧着闭口无言的拉里一号。贝德罗斯，记住了，让你的好好先生一个月之内给我寄文章来，不要超过一个月！Basta[27]。清了！”

戈拉会嘟囔些什么，至少在这一时刻，自言自语，哼上一曲，随便什么。结果却没有。Niente[28]。

“飞来的瓦片。你说的是一片飞来的瓦片，戈拉教授先生。你救不救我？你写不写这篇报告？这会给你的履历增光添彩！拉里二号的杂志很重要。此外，你比我更了解迪玛的生平和作品。我要给这名记者打电话，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者。卓越的奥古斯丁·戈拉教授将写一篇我根本写不出的绝妙好文。辉—煌—的，他很辉煌，圣奥古斯丁。”

戈拉瞧着他堆满了纸张的闪闪发亮的桌子。他在笔记中挖掘，是的，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凑近那张纸，瞧了瞧，很兴奋，仿佛它就是他正在跟彼得进行的会谈的草稿。

“他们是在跟你要它。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不想写这文章。”

“但是不，你瞧瞧，你根本就不可能看不到。你比我更了解那老人的传记。你知道我都钻进了什么里头。我，说的就是我！”

老迪玛几年前死了，算得上高寿，但只有戈拉才享有一种如此的知名度，无论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