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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在我们令人厌烦的民主中呢？我们追随股市的进展吗？你会怎么说呢，教授？我们每过几年就要换汽车，换妻子，换外表？我们替换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脸，我们每天都去一个体操馆，去银行，现在的神庙？我们购买吸尘器，戴假头套，替换肾，一颗新的心，一座别墅？我们开玩笑，不是吗？任何的祭品都是从一个玩笑开始的，不是吗？这就是当你试图为我们解释新世界，明海尔的世界时，你对我们所说的，不是吗？”

戈拉不回答，呻吟声停止了，他睡着了吗？

“你以为我要复活我那未曾谋面的姐姐吗？或许，苍天的伟大杀手将赐予我永生不朽？你兴许还以为，他的那后奥斯威辛计划把我给忘了？”

戈拉把双手从脸颊上挪下，放在桌子边沿上，绷紧他的肌肉，站起来，摁了一下书桌灯的开关。

灯光照亮了他，僵硬，笔挺。窗户的方格反映出他满是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

天上，月亮腼腆地隐退了。黎明的曙光初露，新的一日的红光。

戈拉的脸凝定在窗户的镜子中。

***

帕拉德教授谋杀案在美国报刊上很少被提及。仅有几篇文章发表在唯一的一家当地报刊上，只是在大学中才有回声和流言传播。

在本国引起的轰动是无法比拟的。东欧社会处于后共产主义的大混乱，以及资本主义传播的浪潮中，正在种种复杂的情感中挣扎。奇迹使得独裁倒台，随之而来的同样神奇的奇迹，则导致了朝很难确定的某种阶段的过渡的失败。罪行产生在远方，在强盗色彩强烈的美国，而牺牲则刺激起种种分歧的观点。

一个奇怪的靶子，一种由一个真正职业杀手犯下的罪行。那些规划了这一措施的人只能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人们说：帕拉德发表的作品越来越敌视迪玛以前效劳过的民族主义，同时也越来越敌视始终在活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一种西西里式的措施，实施中，人们这一次要清除的，不是一个商业竞争对手，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对手。这可是一种联姻，一方面是逃亡在美国的极右派，一方面是原先本国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秘密警察？对这两个阵营，帕拉德都是一种妨碍性的声音。

在他第十次重写那篇关于迪玛回忆录的文章时，彼得狂热地追随种种消息和流言，探听警察的调查进程，还有那些从咖啡渣或星辰中辨认蛛丝马迹的人的投机猜测，而泛心理学家帕拉德当初就曾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但彼得没有收回寄给拉里二号的报告，也没有添加任何与迪玛的不肖弟子谋杀案有关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