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县人。南郡蒯家应该是当地大族，除了蒯越、蒯良外，之后又出了一位蒯棋，被曹操任命为房陵太守。

　　蒯越本身是家族中的佼佼者，长得高大威武，性格深沉多智，大将军何进特别招聘他为幕僚。当时蒯越屡次劝何进早点动手诛除宦官，而何进却无法下定决心。蒯越担心事情有变，于是便自请外调到汝南郡汝阳县当县令。

　　至于蔡瑁，可就真的是荆州当地一等一的土豪了。

　　蔡家为汉末襄阳第一大族，蔡瑁的姑姑嫁给了太尉张温，同族的堂兄弟中蔡瓒为郿相，蔡琰为巴郡太守，均是二千石之位的高官。蔡家祖屋盖在汉水中的一处被称为“蔡洲”的沙洲上，建筑坚固豪华，内有婢妾数百人，其他散布于各地的田产数十处，是个既贵且富的家族。

　　和他的堂兄弟们比起来，蔡瑁早期显然没什么成就，只知道他是个性情豪迈，很会吹牛的人（性豪自喜）。不过，他显然也曾在洛阳混过些时日，线索就是，年少时他与曹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于是，一切谜题便都解开了：蒯越、蔡瑁均是南郡大族，又都有在洛阳生活的背景，蒯越和刘表还曾在何进手下共过事，因此当刘表在荆州孤立无援时，自然会找来这两位在洛阳的旧识相助，而蒯、蔡二家也乐得依靠刘表官派（注意，官派，也就是朝廷委派，所以蒯、蔡二家不能取而代之）荆州刺史的名义，扩大自己家族在州内的势力。

　　刘、蔡、蒯三家形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刘表娶蔡瑁的妹妹为后妻，前后任命蔡瑁为江夏、南郡、章陵太守以及镇南将军军师（刘表约在公元192年被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蒯越则被任命为章陵太守，封樊亭侯，两人均位高权重。

　　终刘表与其子刘琮统治荆州的十七年内，蒯、蔡两家一直是襄阳小朝廷中的主导势力，而他们的政治倾向，也直接影响着荆州八郡的命运。

　　荆州的往事还没讲完，请列位少安毋躁。

　　刘表政权的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北方的袁术。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表入主荆州还未满一年，袁术便派遣名将孙坚向襄阳发动攻击，企图将势力触角伸入荆州。刘表最终倚赖荆州大族出身的将领黄祖之力，于岘山击毙孙坚，阻挡了袁术南侵的步伐。

　　往后数年之内，刘表反客为主，逐渐向北方挤压袁术的领地，将南阳宛城一带纳入其统治之下。

　　对外战争的胜利，确保了刘、蒯、蔡政权的统治地位，也为荆州迎来了一段相当难得的太平盛世。在往后的七八年内，荆州在“官派首长”与“地方大族”左右共治之下，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与北方、东方的混战局面形成强烈对比，荆州也因此成为许多难民与士人的庇护所，包括后来的大文学家王粲，音乐家杜夔，名士颍容、和洽、司马芝、裴潜等人，都逃入荆州避祸。

　　然而，刘、蒯、蔡三家是否真的合作无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维持州内和谐稳定，当然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在对外政策上，双方的观点似乎就有点落差了。

　　后人大多这样评价刘表：优柔寡断、摇摆不定，不能掌握时机出兵北伐曹操，以至于坐拥庞大的领地与军队，却落得个死后荆州易主的悲惨下场。

　　但如果将观察的切入点从刘表本人性格的内因扩大到整个襄阳权力结构的外因上来，这样的评价，恐怕会让刘表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再死一回。

　　以时间点来看，刘表入主荆州之后便与袁绍结成盟友，共同对抗袁术的势力。当时曹操还是袁绍罩着的小弟，刘表自然没有理由对曹操动手，必须等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奉迎天子，与袁绍彻底决裂之后，刘表才不得不面对亲曹或亲袁的路线选择。

　　就个人情感面来说，曾经受到“党锢之祸”牵连的刘表，对于宦官子弟出身的曹操，八成是没太多好感的。相反地，曹操奉迎献帝后，刘表对袁绍仍频频以“盟主”称呼，似乎显示出他尊袁的倾向。

　　然而果真如此，那么实力强大的刘表，又为何没想过趁袁、曹对峙之机，在曹操背后插上一刀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蔡瑁与蒯越都是曹操的超级粉丝。

　　蔡瑁与曹操是年少时的好友，支持曹操很容易理解；至于蒯越支持曹操的原因就不太清楚了，或许蒯越与袁、曹二人都曾在何进麾下共事，对二人的才干个性有深刻的认识，蒯越与曹操在对待宦官议题上都是急战派，与缓战派的袁绍不同（袁绍表面急战，背地却使用阴招假宦官之手除掉了何进，再出手除掉宦官，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眼下二选一的局面中，蒯越可能会将注码押给曹操。

　　事实上，除了蒯、蔡二人之外，刘表身边的文官清一色全都是“荆州”的“亲曹派”，包括治中邓羲（荆州章陵郡章陵县人）、从事中郎韩嵩（荆州南阳郡义阳县人）、别驾刘先（荆州零陵郡人）等。

　　根据史料记载，以上诸人全都“深谋远虑”，早早便看出曹操“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此都苦口婆心地劝刘表：还是早点站到曹操那边去吧，跟袁绍站在一条战线上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这种一面倒的记载显然是不合理的，当时就连曹操本人面对袁绍时都没有必胜的自信。荆州诸贤们竟然对曹操那么有信心，曹操在许县知道后大概都要感激得涕泪横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