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不讲个人自由是专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又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说来，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顶多是沙滩上建大厦，终有一天像苏联那样垮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回顾一下大清帝国以来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扶植官僚经济带来的恶果，就不用多说什么了；没有政治、言论、学术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造成的伤害，更用不着细说。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义和团杀洋人和本国教徒，摧毁铁路、电线、洋学堂等一切外来事物，加上清军围攻外国使馆，招致外敌入侵，北京、天津等地给八国联军占领了，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才觉悟，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不变不行。怎么变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经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来是稍具理性的人应有的常识：你是弱国，没有力量迫使列强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只能卧薪尝胆，致力改革，为日后收回利权准备条件。不顾力量对比，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既爱国，又革命，可爱得很！但会招来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大祸。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懂得的常识。令人惊奇的是：20世纪90年代，居然有人跳将出来，出卖良知，向常识开战，大骂这是鼓吹卖国投降的自由化观点！20世纪尚且如此，19世纪70年代，更是除了几个无权无勇的先觉之士外，没有人支持和响应。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1864、1865年就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到了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期间，这个变法才真正开始。变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原来走的是官办路线，什么都是政府出钱办，而凡是官办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效率低下和亏本的。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到了新政时期这方面就打破了，实际上甲午战争之后已经开始改变，不再走官办路线，到了新政时期官办的企业已经不多了，反过来支持私人资本发展。原来办一个企业是要经过各级大官的批准，甚至要报到朝廷去批准。刚才我讲的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国的公使，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联合湖南的士绅，想办小火轮公司，从长沙到武汉的小轮船。打过三次报告，张之洞都拒绝批准，“不行，不合国情”！经济上没有自由，更加不要讲政治了。到了新政期间就放开了，不但支持一般人创办企业，而且支持商人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商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