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才会这样。中国经过那么一种单一学西方的技术，富国强兵这点上，经过三十年时间，从1860年到189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有三十年的高增长。到1891年，中国北洋海军已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也有人说是第八），这三十年的发展应该很厉害。但这个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因此经过1894年甲午战争，一下子就把这个戳穿了，这三十年增长没有用了。我这几年做甲午战争研究发现，基本上中国的军队没有打过。在朝鲜战场上，当时朝鲜半岛从南到北，我们的陆军都有布防，但日本到朝鲜一打，我们就全面崩溃，很快退到中国本土。三十年举国之力建的北洋海军，也就是在大东沽打了大概七个小时，就完全被围歼了，没有什么可打。军队这样，国家也就这样。幸好当时清政府像李鸿章、恭亲王及时阻止了，出局决定不打了。所以我们看到1895年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这几年我觉得我们近代史的研究，过去表达一直有问题的是，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悲情的。我们老是和别人打，但就不反省我们的问题在哪儿。我们的条约，也没有揭示它的本质在哪儿。《马关条约》给我们中国今天留下最深的印响是，把台湾割了，巨额赔款，花钱赎回辽东半岛。都是教材里面讲的。当然这几件事都非常大，但《马关条约》真正给中国的影响，是它的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在之前是不允许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是严格管制的。《马关条约》把这条作为一个条约提出，日本臣民的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日本臣民的这种在中国租界的贸易往来是实行优惠的税收。而之前西方列强与中国达成一个条约是利益均沾，现在我们看世贸就是这样，双边可以改成多边，利益共享。《马关条约》就达到了这种效果，《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就没有任何障碍地进入了中国。

所以我们看1895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快。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其实还在管制经济，并没有让外国资本或中国资本自由地在这块土地上创业。《马关条约》当时就做了这一条。刚才袁老师讲，我们修铁路修得那么艰难，除了观念问题，还有就是没有资金，而1895年以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只用了很短时间，到1903年中国的铁路网络，南北干线，已经大致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间资本也开始发育，到1903年，有个很重要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修铁路，清政府也改变了政策，允许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这个高盈利的行业。这种状况到1903年已经是很正常了。所以晚清的经济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完全国际化的，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外国列强老在欺负我们。外国资本和中国民间资本谁好谁坏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在座很多民营企业家，我就不好意思说了。我在研究晚清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心得，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得很明白：资本是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国别属性的，资本就是资本，不存在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之别。这个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王：其实好的企业家，包括最近的几次争论，包括娃哈哈之类，好的民营企业家和您的看法是一样的。

马：对。晚清最尴尬的，包括辛亥革命闹得最厉害的，就是民族资本出了问题。民族资本用集资的办法坑蒙拐骗，把外国资本挤走。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事件，1903年民族资本要进入中国铁路经营，怎么进入的？从美国承包的协议上，美国和中国达成粤汉铁路协议后，并没有马上修，就像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商一样，先倒一次地皮，赚一笔。我觉得在资本运作上这应该可能是正常的。但中国的民族资本就抓住这条理由，要求清政府把这段路权收回来，由民族资本进入。民族资本进入后来就引发了辛亥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快。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晚清的经济发展，慈禧太后当政的四十多年时间，应该是近代中国一百七十多年变化最快的。吃穿住行，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刚才袁老师讲的，中国在大的问题上抵制西方化，但应该说，中国在那四十几年，半个世纪，穿的吃的住的，思维方式都在世界化，都在变。只有这种变的基础，到1901年时候才走向新政，到1906年才走向君主立宪，预备立宪。

这种选择，我个人研究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共识。第一次重要共识，是1860年达成的中体西用。我们只学习西方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会全面学习。这个是坚持了中国本位的学西方，大概坚持了三十多年，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原来这个政策就不行了。1895年中国人进一步探索，到了1905年走向了第二个共识，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是什么，就是从原来的君主专制状态向君主立宪状态改变。这个体制的好处，在1901年有个分析，时人认为民主立宪、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三个体制，只有君主立宪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选择。所以从1906年开始，当时清政府要用九年准备时间达到一个完全的立宪，从1906年算起到1915年完成。当然后来历史的发展扭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