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说略备薄酒，别人以为他谦虚，没想到是真的。

　　穿得破破烂烂就算了，吃饭也这么不讲究。

　　他没有用那些王府来的厨子，这些人在工地上忙碌，负责万余民夫匠人的饮食。

　　正在徐光启纳闷的时候，朱由检带他来到目的地，官道边的小客栈，二楼唯一的“雅座”。

　　朱由检丝毫不讲排场，进门和店掌柜热情打招呼，喊他秋伯，喊做饭的老板娘秋婶，吩咐小太监王承恩将昨天猎取的野鸡和狍子拿到后厨，嘱咐加上辣椒炒。

　　这引起徐光启的注意，辣椒只在他天津的庄园里大量存在，而且暂时还是作为观赏植物存在，没听说有人吃它。

　　在他的庄园，还有花生、番薯、玉米，一批从西洋流入的物种，听西洋传教士说的神乎其神，似乎能解决天大的难题，却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老百姓并不中意它们，味道也差强人意。

　　朱由检第一次祭出辣椒这个法宝，原因是量太小，民间没几家种它，就等着徐光启来到，用辣椒进一步勾起话题。

　　果不其然，徐光启问：“殿下用辣椒炒野鸡、狍子？”

　　“不瞒先生，其实用不着野鸡，只要是家养的鸡，或者是肉类，加辣椒炒后味道可口，先生不妨待会品鉴一番。”

　　徐光启那么多的头衔，其中之一是农学家，为此还写了《农政全书》等五部农学、水利方面的著作，对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培育、收割都有研究，致力于推广几种新的农作物种植，诸如玉米、花生和番薯。

　　从长远看，他是成功的。这些作物后来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此后几百年，甚至更久一段时间的主要粮食作物。

　　尤其是在寒冷干旱又相对土壤贫瘠的北方，这些作物耐干旱、耐寒冷的特性非常重要，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单位面积土地供养的人口增多，中国人口的数量常年徘徊在一亿以内，一百余年后数量激增两倍，达到史无前例的三亿人。

　　后来所谓的康干盛世，很多历史学家称其为番薯盛世，可见在农业为主的时代，粮食作物对一个王朝兴衰的重大影响。

　　也就是说，一旦徐光启鼓捣的这些农作物能够大面积推广种植，相当于大明朝的可用耕地变成现在的三倍，那么土地兼并、豪强压榨等行为对国家的影响会明显降低，百姓流离失所的概率会很小，大明朝仅靠这一个举措至少续命几十年。

　　朱由检高屋建瓴，换成在座几人能听懂的话，将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

　　徐光启听傻了，简直是知音啊！一个养在深宫里的亲王，怎么会有如此见识？

　　对徐光启而言，朱由检的观点并不新奇，但是朱由检的说辞闻所未闻。

　　比如，朱由检对农作物特性的认知，对它们推广后百姓生活的改变，对产量提升后耕地面积的变向增加，以及缓解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这完全是高于普通朝臣几个档次的表达。

　　朱由检很谦虚，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课本上就能学到的。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根基是农业，最核心的工作是种田，农民种庄稼是评判生产力高低的几乎唯一要素。

　　一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根源上取决于生产力的提升，徐光启在天津庄园的所作所为，为大明朝真正的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徐光启却有苦难言，培育作物谈何容易。

　　别看传教士说的漂亮，那些作物如何了得，如何让欧洲人茅塞顿开，他们因此走向富裕的道路。

　　等到真正实践的时候，徐光启发现问题很多。从产量而言，玉米不像他们说的棒槌一般大小，很多只有一扎长，甚至食指那般粗细。

　　从味道论，番薯不是那般可口，甚至吃了让人腹胀。从环境论，花生甚至难以生长，没几个颗粒饱满。

　　朱由检认可徐光启的观点，这些作物到一个新的地方，需要连续多年的培育，让它们适应新的环境，不至于水土不服。

　　需要选择优良的品种，保障产量的提高，以及最好的口感。

　　需要搞清楚最佳的种植节气，让气温和水分最有可能帮助作物的成长。

　　徐光启咨询过很多的传教士，也问过同朝为官的朋友，还时常去田间地头与老农交谈，却从未见过朱由检这般说的头头是道的。

　　朱由检没干过几次农活，但他胜在先知先觉，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见识，很快赢得徐光启对自己的好感。

　　这几个辣椒留的值，最终派上大用场。明年一定要多多种植，朱由检打算在京城开两家店，一家叫辣椒炒肉，一家叫小鸡快跑。

　　朱由检加上徐光启，以及黄宗羲、陈子龙与金圣叹，还有伺候局的小太监王承恩，六人的高谈阔论告一段落，等着店家上菜。

　　除了炒鸡、炒肉、炒狍子，还有野兔炖萝卜，附近映月湖打捞的红鲤鱼，以及店家姑娘亲手上山采摘的野菜。

　　满满当当一桌子菜，每一道都鲜美无比，朱由检问道：“先生可知这桌菜的花费？”

　　徐光启摇头不知，不过呢，料想贵不到哪去。

　　一家小客栈，东西有一半是自己带来的，只是在厨房加工一下，没多少成本。

　　朱由检挥挥手，对一个王爷而言，十几文与几十文有何区别，花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先生是否觉得不够隆重？”

　　没有歌舞表演，没有小曲听，也没有高官显贵作陪，的确是寒酸。

　　可徐光启并非寻常官吏，他瞬间明白朱由检的意思，叹道：“殿下真乃出尘脱俗之人！”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