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对官吏制定的一揽子立法行使“完全批准或完全拒绝”（后者意味着提前大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与官吏的关系酷似十九世纪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前者仍然享有一切理论上的权力；但由于长期疏离于政务，已经不敢冒险否决后者（实际施政者）提出的任何计划。

埃及人、波斯人以及所有东方人对吏治国家都不陌生。东方帝国一贯的财政方略就是不断降低的货币成色和劳动密集型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东方各国经济倾向于退化为以物易物的前货币经济，政治易受希腊人、罗马人和欧洲人的奴役，肇因于此。罗马在帝制晚期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最后的元老甚至将“哀叹东方专制的腐化”变成了例行公事的修辞格式。他们在议论和缅怀中迁延时日，直到蛮族破关阑入。这时，勇士产生君主，战利品产生财产，战士共同体产生政治共同体，首领、长老和战士自动变形为国王、贵族和国民，历史重新启动。

[1]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

[2]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88页。

[3] 爱德华·科克：《法律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卷一81a。

[4]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5]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6]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7]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国的法律和政制》（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mence of England, Edited by Shelly Lockwood），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第83-84页。

[8]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 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情况大得多, 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见F.科恩：《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F.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182.）

[9] 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10] Leslie Stephe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49, Vol. 2, p. 185.

[11]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Inc., 2004, pp. 1510-1511.

[12] 初始条件敏感性，又称“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属物理学概念，指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

[13]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14]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页。

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

《论中国》以前的基辛格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

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她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