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电报李鸿章，“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提出可以属员唐绍仪在朝鲜代理自己的职务。[36]

　　6日，总理衙门作出指示，因俄国驻朝代理公使韦贝即将赴朝，有望帮助调停中日朝矛盾，要求袁世凯在“势不可挽”之前，必须在朝鲜“静候”，等待与韦贝会商。归意已决的袁世凯不得已继续留在朝鲜，对外交交涉全无心思。当天袁世凯电报给李鸿章身边的红人、津海关道盛宣怀，请他帮忙在李鸿章跟前美言，将自己调回国内。“盛大人：密。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乞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37]

　　回朝（2）

　　7日，日本给予朝鲜答复的最后通牒到期，朝鲜国王下令成立“改革调查委员会”的虚设机构，企图以此蒙混日本，日方极为不满。在威逼下，朝鲜国王李熙于8日颁布罪己诏，原则上同意进行日本主张的内政改革。10日，日朝代表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会商，日方拿出26条直接干涉朝鲜军队、国体、外交等大政的所谓改革具体方案，逼迫朝鲜于15日就是否施行，作出明确答复。

　　预感局势即将发生剧变，11日袁世凯突然称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随即先斩后奏，以“未便晷刻废事”为词，直接将职任交给属员唐绍仪代理。[38]

　　7月15日，朝鲜政府以日本以大兵压境，又限定日期要求改革内政，有干涉朝鲜内政嫌疑为由，婉拒日本要求。李鸿章当天得到了这条消息，不过汇报人已经不是袁世凯，而成了唐绍仪，唐绍仪在汇报中还进一步为袁世凯的病况作证。袁世凯则通过唐绍仪在电报中不露声色的“俟袁道至津稍痊面禀”等注明，准备一旦李鸿章、总理衙门对此不作公开表态，就当成是默认批准而立即返回天津。出乎袁世凯的预料，16日总理衙门转发上谕，清政府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形式，指令袁世凯“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39]

　　被这一命令五雷轰顶的袁世凯，立刻精神抖擞地电报李鸿章抗议，为了回国，经历多年宦海生涯，似乎已被磨灭的纨绔本性完全展露出来。“凯病至此，何可得保辱国？”，“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