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可笑吧。

我们这一行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无论为什么样的雇主服务都是没什么实质性的不同的；认为我们这代人中盛行的那种理想主义——即我们这些做管家的应力争去为那些能够促进人类福祉的伟大的绅士们服务的这种观念——只不过是唱高调，并无现实的基础。当然，显而易见，散布这种怀疑主义论调的个人，结果无一例外地证明自己只是我们这一行中的平庸之辈——他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跃居显要位置的能力，所以只能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同行拉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这样的观点。即便如此，如果能够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举出一些实例，以清楚地烛照出他们是何等大谬不然，这仍旧是令人感到满意的赏心乐事。当然了，我们所追求的是为自己的雇主提供全面而又持久的服务，其价值绝不该被降低至几个特定的实例——比如上述跟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关的这件事。但我要说的是，正是这一类的实例，透过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地彰显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此人曾经有幸身处于那些重大事件至为枢纽的位置，实践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且此人或许有权利体验到一种满足感，这是那些安于为平庸的雇主服务之辈所永远无缘体味的——这种满足感就在于，它让你有理由可以说，我所付出的努力，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毕竟对于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不过也许一个人不该如此频繁地回望过去。毕竟，摆在我面前的仍有要求我尽心服务的好多个年头。法拉戴先生不仅是位最好的雇主，他还是位美国绅士，这肯定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向他充分展示英国最高的服务水准。既然如此，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当下就是至为重要的了；必须谨防因为过去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而滋生任何自满的情绪。因为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达林顿府内的现状已经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了。近来已经出现了几次小小的疏失，这其中就包括去年四月发生的那个跟银器有关的小插曲。万幸的是当时法拉戴先生并没有客人在场，不过即便如此，那对我而言也是极端难堪的一刻。

事情发生在某天上午的早餐时间，在他那方面，法拉戴先生——要么是他宅心仁厚，不忍苛责，要么就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所以对那次差错的程度缺乏认识——自始至终未曾有过只字的埋怨。他在餐桌前就座以后，只是拿起一把餐叉细看了一下，用指尖碰了碰叉尖，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晨报的头版新闻上去了。他整个的姿态都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做出的，不过当然了，我已经全都看在了眼里，马上快步走上前去，拿走了那样碍眼的东西。可能因为我心里不安，动作太快了一点，因为法拉戴先生略为有些吃惊，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我拿着那把餐叉快步走出房间，没作任何耽搁马上又拿了一把令人满意的餐叉回来。我朝餐桌走去的时候——法拉戴先生显然已经全神贯注于他的报纸当中——我也想到我可以悄没声地把餐叉放在桌布上，不要打搅了我的主人读报。可是，我已经想到了法拉戴先生有可能是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才佯装浑然不觉的，如果我这么偷偷摸摸地把餐叉换回去，恐怕会被主人误解为对于自己的疏失我非但不痛心疾首，反而自鸣得意——或者更糟，是试图予以遮掩了。正是为此，我于是决定我应该带有某种强调的意味把餐叉放回到桌上才算合适，结果是又让主人吃了一惊，他抬眼一看，又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类似这样的疏失，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自然是对我身为管家的自尊心的一种伤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认为这只是人手短缺造成的，并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的先兆。并不是说人手短缺的问题无足轻重；不过只要肯顿小姐当真愿意重返达林顿府，我相信这样的小小疏漏也就自然会成为过去。当然了，我们必须谨记，肯顿小姐在来信上并没有愿意复职的明确表示——顺带提一下，昨晚在关灯之前我又在房内重读了一遍。事实上，我必须承认确实有这种可能，即我出于一厢情愿的工作上的考虑，而过于夸大了她那方面有此意愿的蛛丝马迹。因为我必须承认，昨晚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还真的很难明确指出她来信当中有任何一段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了她想回来工作的愿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也不值当地再在这样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地去思忖揣测，因为很可能在四十八个钟头之内我就能够跟肯顿小姐当面进行晤谈了。不过我还是得承认，昨天晚上我躺在黑暗当中，听着楼下传来的店老板和老板娘洗洗涮涮的声响，我还是颇花了不少的时间，在我脑子里反复地琢磨肯顿小姐信中的字句。

[1]集镇（market town），定期举行集市贸易的市镇。

[2]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评论家，费边社会主义者，主要剧作有《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皮格马利翁》、《圣女贞德》等，获一九二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3]哈利法克斯（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Halifax，1881—1959），英国保守党人，历任印度总督、上院领袖等要职，在外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