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略在答应了范无病彻查童玉山办公电脑被人利用来发帖攻击关路平事件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得到了详细的资料，并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筛选分析，总算是将头绪给理清楚了。

　　这一次的事情，还是出自于上海帮之手，出手的人也是童玉山所熟悉的，与他同为市委常委的一名叫作李晋川的领导，只不过这人刚刚来到上海任职，以前是在东海省分管政法工作的。

　　“要不要深入调查一下？”手下向蒋略汇报的时候，问了一句道。

　　蒋略考虑了一下，摇头说道，“到此为止吧，把资料给范总发过去就可以了。这种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必要掺和进去，省得惹来一身的麻烦。”

　　蒋略心道范无病无所顾忌，我们可是等闲招惹不起这些麻烦，万一再牵引出什么大鱼来，就是闹到了政治局去，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何必让自己卷进里面去呢？

　　范无病倒是没有想到蒋略跟他耍了耍小心眼儿，置身于事外了，当他接到蒋略发过来的情报资料的时候，正在京城参加吉利的新车发布会。

　　就在这个火热的夏天，李书福这个草根型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范无病的那个其实不能算是纯粹的民营企业，他的车企的身份太过复杂，不提也罢）。

　　今年六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五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榜上有名。

　　在国内的汽车史上，这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为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这件事情也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的重大产业开放政策。

　　不过，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二年了。

　　范无病对于造出了吉利车的李书福，还是深表敬意的，这位民营老板不过三十七岁，他在造汽车的时候，可以说条件都不成熟，只有一亿元左右的自有资金，没有任何汽车业的经验和积累，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这么一个门外莽汉最终撬开了死死关闭着的铁门。

　　大概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吉利在新车发布会的时候，特意邀请了很多知名人士参加，也循例给范无病发去了邀请，只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范无病居然真的来了。

　　范无病的出现还是让众人引起了骚动，李书福特意跑出来迎接他。

　　范无病对吉利新车上市表示了祝贺，并且送上了自己的礼物，李书福对此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也有些感慨。

　　高中毕业的李书福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的人，他对范无病说道，“小时候我赌过钱，比方说赢了一块钱，全放下，变四块了，全放下，变八块了，再全放下，变十六块。有些人赢了一块钱，就收回五毛，他赢的钱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我这种弄法，可能最后一次全没有了，一分也不剩。”

　　就如同他自己描述的，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李书福每次都把他赚的钱全放下，赌到一个行业里。

　　最初他靠给别人拍照赚了点儿钱，一年后就去开了一家照相馆，再多赚了点钱，一年后就去办了一个冰箱配件厂，又赚到钱了，两年后他索性办起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

　　冰箱厂竟然还是很赚钱，他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千万富翁。

　　可就在这时，发生了八十年代末的宏观调控，政治气氛空前紧张，私营经济遭遇寒流，一些业主纷纷把工厂上缴给了集体。李书福一紧张，也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交了出去，他带了上千万元的现金跑到深圳大学去进修了。

　　躲过了一阵风头后，李书福又回到台州继续搞活计。

　　一九九三年，他决心要造摩托车。

　　当时沿海农村已经富裕起来，摩托车不仅成为年轻人追逐时髦的标志，还是货物短途运输最好的工具。虽然李书福一点也没有做摩托车的经验，不过，他天生就是绕开红灯走的天才。没有技术，就四处挖人，没有图纸，就拆了别人的车子依葫芦画瓢。

　　最要紧的是没有许可证，他跑到北京机械部的摩托车管理处，问人家说他们想生产摩托车，是不是这里批的？

　　被问的官员反问他，知道国家产业政策不？

　　李书福回答说报纸上登过。

　　官员顿时就笑了，说看见了不就行了嘛，你还来干什么呢？

　　不过这事儿还是没有难住李书福，他很快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摩托车厂，花钱买了一张许可证，正好当时台湾的光阳公司刚刚生产出一款踏板式摩托车，很受女性骑士的欢迎，李书福当即把它引了进来，成了大陆第一家生产该款摩托车的厂家。

　　吉利摩托车的成功，让李书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大概是收到了香港回归的刺激，他突发奇想，宣布要造汽车。

　　当时中国的汽车产业可用八个字来形容，“暴利可期，布局已成”。

　　宏观来看，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央政府试图启动内需市场，汽车与房地产成了新的消费热点，家用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汽车行业的暴利现象已昭然若揭。

　　有人将中国与美国的轿车价格进行比较，同等性能的大众甲壳虫，中国的售价是美国的三倍多，别克的售价比是两倍多，丰田花冠的售价比是三倍。让人吃惊的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