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只有百姓可以一再加税，直到把他们逼死。

好吧，合着规则都是给底层的人制定的...

“我明白了……”李待问惨笑，“我明白了。这大明，不是亡于流寇，不是亡于建虏，是亡于自己！亡于这僵化的制度，亡于这既得利益集团！”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文华殿，殿外，阳光刺眼。早春的阳光本该温暖，可照在李待问身上，他只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圣旨当天就发出了。

加征练饷一百八十万两的诏书通过通政司发往各省，内容很简单：为剿流寇、安社稷，每亩再加征银一厘，全国合计一百八十万两，限三个月内解送京师。

一厘，听起来不多。但这是在全国已经加征三分五厘的基础上再加！而且，谁都知道，圣旨上写一厘，到了地方就会变成三厘、五厘——各级官员都要从中分润，胥吏更要层层加码。

通政司在一天之内，收到了十七封劝谏奏章。

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皇上，民力已竭，如涸泽之鱼，再加征无异饮鸩止渴！臣请皇上收回成命，另寻他策。”

刘宗周是当世大儒，门生故吏遍天下，他的话很有分量。但崇祯看了，只是朱批“知道了”三个字，留中不发。

河南巡抚高名衡从开封围城中送出奏章：“开封被围，城中粮草将尽，百姓已易子而食。若再加征，臣恐未等流寇破城，百姓先反。请免河南加征，并速发援军！”

这份奏章让崇祯动容，但动容归动容，钱还是要征。他在奏章上批：“开封坚守，朕心甚慰。加征之议，已发各省，不可更改。援军已在路上。”

最激烈的是几个翰林院的年轻编修，他们联名上书，洋洋洒洒数千言，从历代税赋讲到民变根源：

“臣等查历代兴亡，皆与税赋相关。秦朝收泰半之赋，二世而亡；汉末横征暴敛，黄巾遂起；唐末两税法弊，藩镇割据；宋末苛捐杂税，民变不断。今三饷并征，已超历代，若再加征，恐重蹈覆辙。”

“流寇之起，非因饥寒，实因赋重。李自成、张献忠之徒，皆驿站卒、边军出身，本为朝廷效力，因欠饷裁撤，无以为生，遂铤而走险。今不加饷而加征，是驱良民为盗贼也！”

“臣等恳请皇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裁撤冗余官员，削减宗室禄米，清查军屯田亩，如此方可缓解财政，收拢民心……”

这份奏章写得很透彻，直指问题核心。崇祯看后，独自在乾清宫坐了许久。

他知道这些年轻人说得对。可是，裁撤官员？那些官员背后都是士绅家族，动一个就得罪一片。削减宗室禄米？那些藩王都是他的亲戚，怎么开得了口？清查军屯？军屯早就被军官们私分了，查就是捅马蜂窝。

难，太难了。

最后，他还是把这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批答，也不驳斥，就放在那里，当没看见。

他知道这些奏章说得有道理，可他没办法。辽东那边，皇太极又来信催要“岁币”——虽然名义上叫“抚赏”，实际上就是纳贡。不给，清军就即刻入关劫掠。

流寇那边，李自成围困开封，张献忠肆虐湖广，必须调集大军围剿。

哪一样不要钱？

“皇上，”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呈上一份密报，“锦衣卫来报，南京那边……有些议论。”

“什么议论？”

“说……说朝廷加征无度，恐失江南民心。有官员私下议论，若北方不可守，或可迁都南京……”

崇祯瞳孔一缩。这个念头，他不是没有想过。

事实上，从上次清军入关，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就想过。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私下建议：“皇上，南京宫殿完好，六部建制齐全，若迁都南京，倚仗长江天险，可保半壁江山。”

他当时拒绝了。不是不想，是不能。一旦提出南迁，北方军心民心立刻崩溃，九边将士谁还肯卖命？而且，祖宗陵寝都在北京，他若南迁，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可现在……北方局势越来越糟，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强烈。

南京是留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宫殿虽然多年未用，但修缮一下就能住。江南富庶，漕运便利，倚仗长江天险，确实可以偏安一隅。

可是……可是他是大明天子，是太祖成祖的子孙，怎么能放弃北方？怎么能放弃北京？怎么能放弃祖陵？

“王承恩，”崇祯低声说，“去请驸马都尉巩永固进宫。”

“是。”

巩永固是崇祯的妹夫，乐安公主的驸马，为人谨慎，办事稳妥。更重要的是，他是皇亲，不会轻易泄露消息。

一个时辰后，巩永固来到乾清宫。他四十出头，身材适中，面容端正，穿着常服，看起来像个儒雅的文士。

“臣叩见皇上。”

“起来吧。”崇祯屏退左右，只留王承恩在旁，“永固，朕有一件要紧事，要你去办。”

“皇上吩咐。”

“你去南京一趟。”崇祯压低声音，“名义上是巡查南京留守衙门，考察官员政绩。实际上……你要做三件事。”

他站起身，在殿内踱步，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巩永固和王承恩能听到：

“第一，暗中查访南京文武官员的态度，对朝廷，对朕，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尤其是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诚意伯刘孔昭这些人，他们手握实权，态度至关重要。”

“第二，察看南京宫殿、城防、粮储情况，详细记录。宫殿哪些需要修缮，城防哪里薄弱，粮仓有多少存粮，都要一一查明。”

他停顿片刻，声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