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不可！万万不可啊！”

他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已经加征多年。万历四十六年始征辽饷，初时亩加银三厘五毫，至今已加至九厘！崇祯十年为剿流寇加征剿饷，亩加银六厘！十二年再加练饷，亩加银一分！三饷合计，每亩加征银二分五厘！”

他越说越激动，也顾不得君臣礼节了：“皇上，北方一亩中等田，年收成不过一石，折银约一两。加征二分五厘，就是四分之一！这还只是正税！还有火耗、摊派、徭役折银……百姓实际负担，每亩至少三钱！一亩地的收成，大半要交税！农民怎么活？怎么活啊！”

他想起前几日看到的一份奏报，脱口而出：“山东有民谣传唱：‘崇祯崇祯，年年重征；征了辽饷征剿饷，征完练饷征命饷！’皇上，百姓已经到极限了！再征，就是逼他们造反啊！”

“放肆！”薛国观厉声喝道，“李待问，你这是在指责皇上吗？！君前失仪，该当何罪！”

李待问这才意识到失言，连忙磕头：“臣失言！臣罪该万死！但臣所言句句属实！臣上月微服出京，在京郊看到，百姓拆屋卖梁，卖儿鬻女，只为了凑足税银！还有……还有人家交不起税，全家上吊的！皇上，不能再征了啊！”

他额头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很快渗出血来。

崇祯闭上眼睛，久久不语。他不是不知道百姓艰难，上月顺天府报，京郊发现一家五口吊死在房梁上，身边放着一张纸，写着“税赋太重，活不下去”。他看到那份奏报时，独自在乾清宫坐了整整一夜。

可是他有什么办法？辽东要守，流寇要剿，军队要养——哪一样不要钱？没有军饷，军队哗变，流寇破城，百姓死得更多！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加税，百姓可能造反；不加税，军队可能哗变，然后流寇打来，百姓还是死。

横竖都是死局。

崇祯睁开眼睛，看向首辅，“你说，怎么办？”

薛国观沉吟片刻。他其实早就想好了对策，但一直不敢说，怕得罪人。现在皇上问了，他不得不说。

“皇上，李尚书所言有理，百姓确实负担沉重。但……军饷不能不发。臣以为，可在南方加征。南方相对富庶，且流寇未至，加征阻力较小。”

“南方去年已经加征过一次了。”傅冠插话，“湖广、福建、江西、浙江都有民变上报。再征，恐生大变。”

“那怎么办？”陈演摊手，“总不能看着军队哗变吧？左良玉部上月已经闹过一次了，杀了两个参将，要不是安抚及时，早就反了！大同王朴那边，要是再不发饷，蒙古人一来，他开城投降都有可能！”

“可以……可以向富户劝捐。”谢升小心翼翼地说。

这话一出，殿内气氛更尴尬了。

劝捐？去年不是没试过。崇祯亲自下诏，要皇亲国戚、勋贵大臣众筹助饷。结果呢？

国丈周奎，皇后的父亲，捐了五百两——他家的宅子就值十万两！他在通州有田庄三千亩，在京城有店铺二十间，年入不下五万两，就捐五百两！

成国公朱纯臣，祖上是靖难功臣，世袭罔替，家产不计其数，捐了三百两。

其他勋贵，二百两、一百两的应付，像打发叫花子。

那一次众筹，总共募得二十万两，还不够关宁军半个月的军饷。

事后崇祯气得在乾清宫砸东西，可又能怎么样？那些勋贵都是开国功臣之后，动不得。国丈是自己的岳父，更动不得。

“劝捐……”崇祯冷笑，“朕的亲戚们、世袭罔替的勋贵们，一个比一个吝啬！”

他想起那些藩王，心中更是火起。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杀了，抄出金银珠宝价值不计其数！粮食三十万石，白银数百万两，珠宝玉器装了三百车！这些钱，要是早点拿出来充作军饷，何至于洛阳失守？何至于一顿“福禄宴”？

可那些还活着的藩王呢？秦王、瑞王、惠王、桂王……一个个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

“加饷。”崇祯再次开口，声音冰冷，“再征练饷一百八十万两。告诉百姓……这是最后一次。”

“皇上！”李待问还想劝。

“够了！”崇祯猛地站起身，“朕意已决！散朝！”

他拂袖而去，留下几位大臣面面相觑。

李待问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最后一次……每次都说最后一次……万历爷加辽饷时说最后一次，天启爷加剿饷时说最后一次，现在又来说最后一次……这大明朝，真的要完了……”

薛国观走过来，叹了口气，伸手要扶他：“李部堂，起来吧。皇上也是没办法。”

李待问推开他的手，自己颤巍巍地站起来，抹了把脸：“薛阁老，你是首辅，你应该劝谏皇上！不能再加税了！真的不能再加了！”

薛国观苦笑：“我怎么劝？军饷怎么办？辽东怎么办？流寇怎么办？”

“那就裁撤冗余！精简机构！削减宗室禄米！”李待问激动地说，“洪武年间，宗室才几十人，现在多少？数十万！每年禄米要一百五十万石！官员呢？洪武年间京官两千余人，现在多少？三万！每年俸禄要多少？还有那些冗余的卫所，空额吃饷的军队…”

“李部堂！”薛国观打断他，“这些话能说吗？宗室是皇亲，能裁吗？官员是士大夫，能减吗？卫所是祖制，能撤吗？”

李待问愣住了。是啊，不能。宗室是朱家子孙，动不得。官员是读书人，是统治基础，动不得。卫所是祖制，动不得。

那能动的只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