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状，起身换了个话题：“总兵，学生另有一问：书院新学，大量删减朱子章句，增补算学、格物、律法、农工等杂学……此是否过于重术轻道，失了学问根本？朱子之学，乃孔孟正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为学问次第。若只重实用之术，岂非舍本逐末？”

这个问题更尖锐，直指李健教育改革的核心。

李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黄先生，若我现在任命您为泾阳县令，您上任后第一年需要做什么？”

黄淳耀沉吟：“劝课农桑，征收赋税，审理案件，教化百姓，维护治安……大抵这些。”

“那您需要哪些学问才能做好这些事？”李健继续问，“劝课农桑，需懂天时地利，需知节气农时，需识土壤作物，需晓水利灌溉——这要农学、天文学、地理学。征收赋税，需精于计算，明于账目，懂钱粮折算——这要算学、会计学。审理案件，需通晓律法，明辨是非，勘察取证——这要律学、逻辑学。教化百姓，需知民生疾苦，能说百姓懂的话，还要懂儿童心理、教学方法——这要教育学、心理学。”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学”，江南士子们听得目瞪口呆。这些名词，有的他们闻所未闻......

李健顿了顿，环视众人：“至于朱子章句……背得再熟，能让泾阳县的田地增产吗？能让县衙的账目清楚吗？能让冤案昭雪吗？能让百姓听得懂您的教化吗？”

黄淳耀语塞。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学问。

“我不是说朱子之学无用。”李健语气缓和下来，“恰恰相反，朱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说得极好！但问题是，后世只记住了背诵章句，忘记了‘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目的。背诵‘民为贵’容易，真正让‘民为贵’难啊！”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新学纲要》，递给张溥：“诸位看看，这本书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仍是必修，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同的是，我们加了注释——注释不是空谈义理，而是具体指导如何将这些道理用在实务中。”

张溥接过，快速翻阅。翻到《孟子·梁惠王上》篇，“不违农时”一句下，注释写道：“为官者当知农时：关中地区，春分前后宜种麦，谷雨前后宜种棉，芒种前后宜种粟……具体可参考《农政新编》第三章。若征发徭役，当避开农忙时节。”

“庠序之教”一句下，注释是：“教化当因地制宜：乡村可设蒙学，教识字、算数；城镇可设技校，教工艺、商贸；富庶之地可设书院，教经义、格物。详见《教育纲要》。”

“黎民不饥不寒”一句下，注释更长：“此乃为政之要。具体措施：一，清丈田亩，使耕者有其田；二，兴修水利，抗旱防涝；三，推广新式农具，提高产量；四，建立常平仓，平抑粮价；五，发展工坊，吸纳闲散劳力；六，设立医馆，防治疾病……各项皆有章程，参见相关条例。”

张溥越看越惊。这哪里是注释，分明是一套完整的施政指南！将圣贤的每一句话都落到实处，每一句都有具体措施。

“这……”他喃喃，“这是将圣贤之言……变成治国之术了。”

“正是。”李健目光炯炯，“西北要的，不是只会背诵‘民为贵’的书生，是真正能让‘民为贵’的干吏。西北各县现在缺官，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懂经义，更懂实务；有理想，更有办法。”

他走回座位，语气深沉：“诸位先生，你们从江南来，这一路应已看到中原景象。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易子而食……这些惨状，是因为官员不懂‘民为贵’吗？不是！朝廷那些官员，哪个不是科举出身的精英？哪个不会背圣贤书？可他们会做什么？除了加征赋税、讨好上官、争权夺利，他们为百姓做过什么？”

厅中一片寂静。这些话如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

“读书人总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李健继续道，“可怎么修身？光是闭门读书就行吗？怎么齐家？光是恪守孝悌就行吗？怎么治国？光是写几篇策论就行吗？我看不然。修身，要在事上磨炼；齐家，要懂经营生计；治国，更要通晓百业！”

他忽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诸位可知，为何秦汉能一统天下，而宋明积弱？”

这问题跳跃性太大，众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李健自问自答：“因为秦汉之时，士人尚未完全脱离实务。萧何原是县吏，懂钱粮刑狱；张良虽出身贵族，但学过兵法；韩信甚至曾乞食漂母。他们都从实务中来。而宋明以来，科举越来越僵化，士人只读经书，不接触实务，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这样的人治国，怎能不误国？”

这话说得刻薄，但细细想来，却不无道理。

吴应箕怯生生地问：“那……总兵，科举还考吗？”

“考，当然考。”李健笑了，“但考法要改。明年的陕西乡试，我会奏请朝廷特批新式科举——若朝廷不批，我们就自己办。考试内容：经义占四成，算学占两成，律法占两成，策论占两成。”

“策论题目会是什么？”杨廷枢问。

“都是实际问题。”李健道，“比如：若你任华阴县令，该如何治理渭河水患？若你任延安知府，该如何恢复战后民生？若你任西安知府，该如何振兴工商？我要看看，谁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是空谈‘仁政’‘德治’。”

自己办乡试！这是公然与朝廷